1978年8月15日，习仲勋同志参加广州流溪河发电厂成立20周年庆典视察厂区
（图片来源：流溪河电厂）
1978年8月15日，习仲勋同志在广州流溪河发电厂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上讲话
（图片来源：流溪河电厂）
习仲勋在从化记事
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广东工作期间，领导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为增强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齐心协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并带领全省人民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人文地缘优势，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根据从化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广东工作期间，领导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为增强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齐心协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并带领全省人民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人文地缘优势，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根据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他在广东工作期间，曾先后五次到从化县委调研、检查工作，大力支持从化试办责任田。他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永留从化人民心中、永载从化史册。
一、支持从化推行农业体制改革
提到我国农村的改革，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安徽的小岗村。1978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多位农民秘密签下一份合同，把原本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了个人，这十几位农民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实际上，广东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时间要比小岗村早得多。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有湛江海康、海南岛文昌县、惠阳地区的紫金县和广州市郊县的部分公社，从化县也在其中。1978年，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从化有生产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悄悄行动起来，冲破禁区，推行包产到户，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芝蔴糊生产队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化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芝蔴糊生产队，位于鳌头公社、花县狮前公社和神岗公社银林大队三地交界地带中，三面环山，是从化的边远山区队。1978年，全队有17户，85人，其中主劳动力和半劳动力40人，有水田120亩、旱地550亩、山地2000亩，有果树130多棵，山竹100多篼，鱼塘一口约1亩，砖窑1座，耕牛10头，人均水田面积1.41亩。当时的生产效率极低，每造插秧要20多天，早造收获的稻谷亩产仅184千克，社员口粮靠返销，欠国家到期贷款1万多元，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队。那一年的初秋，插完晚稻后，生产队队长温记福与时任格塘大队大队长温基泉（芝蔴糊生产队人）与队委一班人，商量如何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经过反复考虑，初步形成把稻田分给各户管理的想法。随后，召开社员大会，把队委的想法交给社员讨论。社员们认为，这个想法好，可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人人举手赞成和拥护。于是，队委制定详细方案：把全队120亩稻田评等级、定产量，按各户人口多少，土地优劣搭配，分给各户，包种植、包管理、包产量。收割时，由生产队过称登记，集中晒干，超产奖励，减产则罚。超产奖励，由生产队给分包户奖励其超产部分的稻谷80%；减产则罚，由生产队罚分包户所承包产量的20%。措施实施后，激发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户户精心管理所承包的稻田，全队晚稻总产24.65吨，社员获奖稻谷1.61吨；平均每人每月分配口粮20千克，现金分配人平均71.5元，粮食增产改变吃粮靠返销状况，解决全队人吃饭问题。1978年秋收结束后，经社员大会通过，生产队继续把水田分到各户耕种，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生产责任制。①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关于发展农业的文件，对于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仍作出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基于这一原因，加上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一些社队实行包产到户，后来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因此，使人谈“包”色变，心有余悸，不易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这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形式与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⑥当时，县委书记邓耀光到芝蔴糊生产队实地考察后，指派县委办和农村部进行调研总结。①
县委有关芝麻糊情况调查
当年神岗格塘大队大队长温基泉讲述当时情景
1978年4月6日，中央委派习仲勋到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实际主持广东的工作。同年12月，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到任后，在7月至8月，先后到了宝安、汕头、梅县、惠阳等23个县。沿途，他利用一切机会和老百姓、地方干部攀谈，掌握第一手资料。习仲勋在前往粤东三区考察前，首先来到了从化。⑥1977年，从化农村人均收入86.７元(当年价)，人均月口粮分配40多斤，农业经济发展单一。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胆尝试打破平均主义的不合理制度。1978年4月10日，中共从化县委农村部印发《邓村大队社员劳动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从化农字【1978】1号），向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推行邓村大队“五定一奖”社员劳动定额管理办法。
习仲勋到从化后，听取了县委书记邓耀光汇报从化农村试行“水稻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和“五定一奖”（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工分、定产量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后，指示县委大胆尝试。他说：“超产奖你们可以搞，超产的应给人家奖粮食，目前，农民的粮食还不多，我们应该奖粮食，贫下中农是欢迎的，待以后农民粮食多了，超产的可以奖钱，在那个时候，贫下中农是欢迎钱的”。②
习仲勋还强调：“我们现在搞定额超产奖，就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否则是脱离实际的，不现实的”。“搞包产到组，就是包产到户也是集体的嘛！因为我们的生产关系没有变嘛”。“你们把肥料搞好，把产量定好，超产的就要奖，你们可以这样做，我是来给你们讲一讲的，不要怕，就是这样干，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到省委来找我嘛”。“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革命要有物质，革命不是口头上空叫口号的”。②
习仲勋指示县委，要大力发展农业，他指出：“农业不打翻身仗，其他工作就影响很大，就上不去；县委要用全力搞农业，再腾出一些力量抓其他的，把农业搞上去，也把其他工作搞好。”并表示：“今后你们这里，我要多来，过一段时间我来给你们规划，把你们这里搞好一点，我去汕头、梅县再倒回来看你们两个大队”。②
习仲勋接着到粤东三区作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1978年8月15日，习仲勋第三次到从化，随行有刘田夫（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对“超产奖励”的做法特别关注，询问邓耀光：“上次我来给你们讲了这个事，现在你就讲一讲这个事，你们是怎样做法的”。③ 邓耀光汇报：“我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搞了两个点”，这两个点是“定额到组，超产奖励的小段田间管理责任制。棋杆公社横岭大队是奖谷的，超产部分奖百分之三十，这个队是低口粮队多年吃三十五斤还要国家返销。神岗公社邓村大队是奖现金，因为他们的口粮比较高，在50斤以上，他要求发钱”。③
习仲勋询问：“群众情绪怎么样？”③ 邓耀光汇报：“群众情绪很好，干劲很大，这是近十年来所没有见过的，夏收夏种很快，按习书记指示办，立秋前完成了。这是党的政策威力，党的政策开始落实。”③ 习仲勋随即回答：“ 对，开始落实，仍没有完全落实，这个说法对。” ③ 当邓耀光汇报全县干部对生产责任制仍存在“心有余悸不敢搞、怕麻烦不太愿搞、新干部不懂得政策不会搞、手脚不干净的反对搞”的思想现状时，③ 习仲勋指出：“过去很多好的制度被‘四人帮’破坏了。”“要多做思想工作，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情况。”③ 习仲勋对县委推行“定额到组，超产奖励的小段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做法给予肯定，并且态度坚决地说：“你们搞这两个点要继续搞下去，错了我检讨，不用你们检讨。”③
当时，虽然农村基层有人在偷偷实施“产量责任制”，但谁也不公开说。习仲勋对于农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希望从化县委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迅速改变从化农业落后的状况。他支持从化试办责任田的坚决态度，促进了县委班子对探索实践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认识的提高。据时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有一天晚上，习仲勋到从化后回来，找了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杨应彬去，谈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薛、杨：我们是否可以推广。他俩就把“文革”前清远洲心类似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习仲勋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表明了习仲勋对农村改革的坚定态度。④ 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广泛征求地、市、县的意见。从化的试点经验得到肯定和推广。
1979年1月，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在加强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计酬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⑤
1979年2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在定额管理的基础上，解决了只顾数量争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更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⑤ 但是，省委推行“三定一奖”、“五定一奖”责任制，明确规定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责任制在“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⑥然而事实上，在从化一些比较边远地区、长期是“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生产队，如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芝蔴糊生产队，这些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却悄悄选择“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结果是粮食增产，社员都能吃饱肚子。直至1980年秋收后，从化有19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当时，中央【1980】75号文件还没有下发，对于是否允许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内，政府和农民之间出现了认识不一致的状况。面对现实，从化县委不敢贸然肯定。习仲勋在从化检查工作时鲜明的态度，极大地增强了从化县委对探索发展生产方式不唯上、只唯实的勇气和决心。
1980年10月，邓耀光同志在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指出：“对于是否允许搞包产到户的问题……，我认为从有利生产、有利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出发。对这个问题，县委应同干部群众一道……，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和必要的措施”。“包产到户是一些农民群众的要求，群众无要求，靠吹也吹不起来。从目前一些贫困、落后地方看，包产到户是适应这些农民群众增加生产的一种形式。如果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不能给贫困农民带来一些经济利益，农民也不愿意的。”“对现行的经营管理方式有意见，要求能够得到解决暂时的困难，改变目前的经营管理形式，我们可以引导他们采用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芝麻湖生产队的办法，即联产到劳或到人，超产奖励的办法。”“一些居住十分分散，难于统一经营而又长期贫困落后的‘三靠队’，可以允许他们包产到户。”⑦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从化县委积极探索恢复和发展各种行之有效的生产经营责任制。1979年2月20日，中共从化县委农村工作部印发《关于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从农字【1979】1号），制定实施“五定一奖责任制”“定额到组，超产奖励的小段田间管理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水稻生产责任制，以及关于养猪、养牛、果树种植等的生产经营责任制。1979年3月，县委办复刊编印《从化通讯》，不定期刊登介绍各个生产队落实“五定一奖”等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印发至全县生产大队。
县委农村部《关于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文件
1979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五定一奖”责任制走在全国的前列，是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化广大干部群众，在习仲勋的支持下，在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闯关路上，曾经勇立潮头。
注释：
① 《从化市志》：《专记：芝蔴糊生产队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②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1978年7月3日省委习仲勋书记来我县检查工作时听取县委邓耀光同志的汇报》（记录稿）
③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1978年8月15日省委习仲勋书记 到我县检查工作时的指示》（记录稿）
④ 杨应彬：《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
⑤ 陈弘君：《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红广角
⑥《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6—127页
⑦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邓耀光同志在各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0月22日）
二、深入从化调查研究为全省提供经验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带头恢复和发扬我党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认真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③从化毗邻广州，习仲勋多次深入从化调查研究，支持从化试行“五定一奖”（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报酬、定责任人，超额奖励）生产责任制，并在全省推广，指导从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从化农村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的历史时期，给从化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1978年7月、8月之行
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 6月30日，习仲勋在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表明省委要下大力气发展广东农业的决心。习仲勋指出：“广东农业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因此，广东农业要翻身，就要从根本抓起，也就是要抓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分清路线、政策是非，肃清假左真右的流毒，拨乱反正，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极大地调动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省委准备通过调查研究，集中各地的意见，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有破有立，以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为中心，制订出若干条，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习仲勋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把农业这个基础搞好。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时期，广东的农业没有放在重要位置上。今后省委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农业方面。大家都说省委抓农业的力度不够，今后我们要加强。我自告奋勇抓农业，同大家一起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特别是地委、县委都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然后，习仲勋提出了党委要抓农业的几个方面：一要抓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落实，搞好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反对“一平二调”（人民公社实行的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制，对生产队劳力、财物的无偿调拔)。二要抓“农、轻、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方针的贯彻执行。从省委起，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十分重视农业，都要为打好广东农业的翻身仗作出应有的贡献。三要抓调查研究，树立自己的典型，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及时提出需要防止的倾向和问题。主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要抓农业科研，搞农业的现代化，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④
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习仲勋在省农委副主任杜瑞芝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到粤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习仲勋出发粤东三区考察前和结束后，于1978年7月3日和8月15日，先后来到从化，详细了解从化的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和干部作风情况。
1978年7月3日，习仲勋来到从化。
习仲勋听取了县委书记邓耀光关于早造生产情况和晚造工作设想等方面的汇报,了解到去年早造亩产四百七十多斤，今年早造可达五百多斤，每亩增产四十斤左右，总产增加九百万斤左右的情况时，习仲勋非常高兴。他指示县委：“‘双抢’（抢收抢种）工作很重要，你们要把如何搞好‘双抢’的具体措施抓落实，不抓落实仍然是空的。‘双夏’（夏收夏种）工作，季节性很强，要抓好季节，最迟也要在8月6日插完秧。当前要大抓肥料，大搞土杂肥。光靠化肥是不成的，你们这里很多绿肥，也很多青草，你们要大搞绿肥。做到既有土杂肥又有化肥才行”。①他对从化各业支援“双夏”，县属机关干部在七月上旬也下去抓“双夏”工作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反复强调：“农业不打翻身仗，其他工作就影响很大，就上不去；县委要用全力抓农业，再腾出一些力量抓其他的，把农业搞上去，也把其他工作搞好……。”①由于当时广东的农业在“文革”时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濒临崩溃，以致不少地区特别广州等城市，四季常青却没有蔬菜吃。习仲勋鼓励县委到广州请菜农指导种植蔬菜，增加农民收入，他支持县委大力发展种养业。
习仲勋对县委为夺取晚造大丰收，根据当前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在6月下旬召开了全县农村党支委大会进行上下动员，并在会后安排常委下去抓落实的做法，极为赞赏。他说：“你们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开得很好，我回去要向全省发一个通知，叫其他地方也要这样做。并在明天中山纪念堂五千多人的会议上我要讲一讲你们的做法。你们先走了一步。”① 他接着说：“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很大的民主，你们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把农村党支委请上来让他们敞开思想说话，让他们谈思想，谈意见，谈看法，谈想法，谈建议，最后你们把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县委把晚造如何大干决定下来，让大家回去贯彻执行。你们这样做是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是非常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① 他指出：“共产党干部的作风很重要，特别是一、二把手要带头做好”。“县委要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县委常委就是要下去与群众一起干，要组织人力争取时间，夏插要在8月6日搞完，使晚造能够避过寒露风。”① 7月4日，习仲勋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
1978年8月15日，习仲勋结束粤东三区考察行程，又风尘仆仆来到从化。
习仲勋关切询问县委领导：“农民口粮分配多少斤?今年的早造预计增多少？”“去年分配多少？”“从化山地多少？”“干部作风怎么样？”……②当听到县委书记邓耀光汇报“从化吃饭问题不算很大，但分配低”“晚造插秧从7月26日至8月4日，全县已完成插秧94.7%”的情况后，② 习仲勋问：“前后只有十天，晚造插秧面积多少？”当他了解到晚造水稻插秧计划面积26.5万亩，实插26.8万亩，比计划增加3000亩的情况后说：“沿途看，你们插秧的质量还不错，长得也很好。”② 习仲勋农村出身，对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和熟悉。习仲勋一再指示县委大胆试行“定额超产奖责任制”，要重点在低产田推行，也可在其他种植业推广，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要求县委，抓农田基本建设思想要解放，不要老是过去那一套，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要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说：“搞粮食不要单打一，可多种木薯蕃茨，有灾时这些可以解决口粮，这样粮食就有底子了，农业上不去，农民好苦呀！”② 习仲勋对县委安排一定比例的劳力搞多种经营，多渠道增加集体收入的做法，认为很好。他说：“吃饱肚子还要有钱花才行”。
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习仲勋强调要大力发展养猪业。他指示县委要想办法扭转当前全县集体养猪存栏量只占15%的现状，他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肥可以搞沼气发电，经过沼气的肥，可以增加肥效10%。猪多肥多，才能粮多。猪养多了，才能提高地力，稳产高产，农业要上去，不大力发展养猪是不行的。”② 他指出，县委发展养猪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继续鼓励社员养猪，重点要抓好发展集体养猪。养猪可以公有公养，公有私养，私有私养。公社和大队要有良种猪场，养猪也要搞科研，积极繁育良种猪。
1978年，从化耕地占总面积10%，其余是山地。习仲勋对从化如何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农业、改变农村贫穷面貌，向县委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意见。他认为，从化山多田少，看来是个不利的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要求县委，抓农业要多考虑农业怎么大上，抓治山育林要做好规划，要规划荔枝上山；利用林场的山坡地种粮食，林、粮间种，不要以粮唯一，粮食不要以谷唯一，要大种杂粮，油菜，要全面发展，要改变低产面貌。他指示县委，要利用山坡地，大种木薯、柑桔；利用山地开发耕地，把耕地面积扩大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习仲勋鼓励县委，分配的钱要往山上找，不仅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要利用水库、山塘发展养鱼，可以为广州解决副食品，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社员收入。他说：“在普宁我还看到三个大汉拉一台犁的，还不是一般的，而是彪形大汉。你说心酸不心酸，太落后了。解放二、三十年还这样干不行。你们有很多山地，这些山地可以养牛，将来机械化了，广东山地这么多，山坡地还是要用牛的。你们这里这么多山，怎么治理要想一想，靠山吃山，吃山不治山就会坐吃山空。”②“从化的山多草，可以养猪、鸡、鹅、兔、牛，还可以养蜂，种油菜、蔴。”② 他要求县委，要研究科学种田和科学排灌，要利用水力资源办小水电，对开发山区要有规划。他说：“你们山上种什么，山腰种什么？要作出具体规划。…总之，要根据自己的资源，搞个发展规划。县委有个主攻的方向，要长短结合。”②
习仲勋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他听了邓耀光的汇报后指出，过去很多好的制度被“四人帮”破坏了，各级领导一定要坚决转变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他说：“各地要把一、二把手选配好，要抓年轻干部的培养。”“你们前次开的那个千人多的支委会，很好，对全省推动很大，经验是下面的……”。②
（二）1980年7月之行
1980年7月15日，习仲勋在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副秘书长张汉青等的陪同下，到从化调研工作。
1980年7月5日至15日，习仲勋带领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副秘书长张汉青和省经委、省财厅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到韶关地区调查研究，最主要的是了解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情况，总结推广清远的经验。他用了整整十天时间，先后到了清远、阳山、乳源、韶关、仁化、佛冈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基层，工作很深入，很细致，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往往听汇报、研究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为各地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④
7月15日，习仲勋一行从佛冈来到从化，听取县委关于县党代会召开情况及早造农业生产情况，以及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习仲勋说：“我们是7月5日从家里出来，沿途去了韶关地区几个县，到了阳山县，昨天从佛冈县过来到你们县看看……。”接着他询问：“县党代会开得怎样？” “县人代会准备什么时候开？”。他十分关心县委班子和县纪委会的选举情况，听取了邓耀光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长庚，对县委班子的人选，年龄以及选举县委班子，纪检会过程的情况汇报。⑥ 细致询问党代表对县委工作报告有什么意见？然后，又听取了邓耀光汇报社队企业生产情况和农业生产采取的几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实行情况，以及上、中、下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队分配水平的调查情况。⑦ 习仲勋询问：“从生产效果来看哪一种责任制较好？”⑤ 邓耀光回答：“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还是联系产量，责任到人的比较适合。”习仲勋说：“那是你前年在这儿提出来的。”⑤ 他对县委不论采用那一种形式，也不搞一刀切，待秋收以后总结经验的做法，表示赞同。然后，他指出：“目前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可以尝试搞，到一年再看，不要硬纠，弯子要转大一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私人收入多于集体分配这是光荣的，不要顾虑，你们要解放手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⑤习仲勋指示县委，发展经济的步子要迈大一点，要多想办法、多借鉴好的经验。要大力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发展林业，搞好封山育林，集体发财致富就要大造其林，还要发展小水电。他说：“家庭副业要多搞一些，不能说搞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现在家庭收入比集体分配收入多是光荣的，不是耻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问题是我们还是要把集体经济搞巩固，搞壮大，这样就稳定社会主义阵地了。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千方百计把集体经济搞上去。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多这不要怕，不要怕个人多了，集体少了，集体没搞起来人搞一点发展也好嘛！人民日报前几天发表了社论就是说要把手脚放开，不要怕。个人是小基础，集体是大基础。对目前这个状况不要怕，你集体又没有搞上去，人家又不破坏你的集体经济，人家又不向你讨饭那就很好嘛！到将来集体分配肯定还是要高过个人收入的。对穷队要把手脚放开，总的来讲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来管它的嘛！你们这里几年来农业生产还比较稳定也有增产，但光搞粮食，果品还不够，要大力发展工副业，多种经营，可以大量养兔，佛冈县养兔是不错的，全县养了七万多头，好的有四九公社，三八公社，这也是致富的门路，一双兔每年光兔毛就可收入三十多块钱。佛冈县有一个妇女养了一百三十多只兔子，一年光剪毛就卖了八百多元。兔子不吃粮食，只吃草，你们这里这么多草为什么不养兔？外贸可以同社员订合同，兔毛可以出口，广东的兔毛是很好的，又细又软，北方的毛料粗、硬，没有那么软，所以出口还要把南方的和北方的兔毛混在一起，我这次到澳门去参观了一间纺织厂都看见了。在北方哪里有这么多青草，但是他们仍然都千方百计养兔，你们这里有这么多青草为什么不大养呢？太可惜呀！”“养兔很好，兔毛可以出口换外汇，每斤35元，现在大量收购，你们可以多搞，还可以养奶羊、山羊。”⑤“你们这里还可以大种竹子，全县都种，到处都种，有了竹，家家户户可以搞加工，搞编织，搞得好的还可以外销。”⑤
习仲勋认为，从化干部思想比较活跃，联系产量责任制是从化比较早提出来的，但发展集体经济的步伐已被周边的县赶上。他说：“去年前年你们县是先进的，……所以去年我给你们县一个中上的评价，现在慢了一点，今天我主要是来促一促你们，给你们打打气。”⑤ 他要求县委领导要学习搞经济，要把有经济头脑的人用起来；把人的意志和士气鼓起来，树雄心，立壮志，发挥自己的优势。他强调：“当前去搞钱是对的，不是直接用手抓钱，而是用什么去变钱。比如佛冈县他们有很多木薯，就用木薯搞味精厂，搞了味精以后还将提炼过味精的渣用来酿酒。……阳山县也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县，我们这次去看到他们敢于和先进县开展竞赛……，自然条件你们比阳山好，阳山的人民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有这么一种革命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们有的地方连吃水都很困难，你们的条件总比他们好嘛！”⑤他指示县委：“下一届人代会你们要开好，要把经济搞繁荣，中心要解决把从化的经济发展步子迈大一点，要把人代会开成搞‘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大会。”⑤ 并且指出：“南海县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选用人才，把各方面的懂经济工作的有才能的人选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各地要找致富之道，找致富人才，选技术能人，社社队队都要有一批会搞经济工作的人。你们条件很好，又近广州，要利用广州大城市这个优势。人代会要认真做好准备，做好调查研究，要作一个好的报告。”⑤ 习仲勋还强调：“全国搞四化，我们怎么搞，要搞社队企业，搞农工商一条龙，但不要和国家工业争原材料。”⑤
1980年9月16日至21日，从化县召开第七届人代会。大会通过了邓耀光代表县革委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争取到1985年，把从化建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经济繁荣，有较高文化科学水平，人民生活较富裕的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会议决定撤销县革委会，复称县人民政府。⑥ 当年，全县两千多个生产队，因地制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⑦ 粮食晚造亩产增至超千斤，总产增至2.75亿斤。县委放宽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鼓励发展多种经营，全县出口鲜荔枝894吨、收购木薯片干片1.1万吨，创了历史最高记录。1980年底，全县先后建成大小水库、山塘319宗，蓄水量8000多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23.6万亩，办起了一批小水电，全县的生产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④ 全县社会总产值1.556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469万元，农业总产值9092万元。⑦
注释：
①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1978年7月3日省委习仲勋书记来我县检查工作时听取县委邓耀光同志的汇报（记录稿）》
②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1978年8月15日省委习仲勋书记到我县检查工作时的指示》（记录稿）
③《习仲勋同志1978年8月7日在惠阳地委的谈话（记录稿），粤办字【1978】62号》
④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共从化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的意见》（从字【1980】17号）
⑤ 从化区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1980年7月15日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常委杨应彬等领导同志来我县检查工作时的讲话记录》
⑥ 链接：1980年7月1日至5日，从化县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出席会议代表348名，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会，设常委9名，常委平均年龄49.3岁，正副书记4名，平均年龄51.7岁。邓耀光为县委书记，陈基、李民、莫能辉为副书记，陈长卿、李洪、杨长庚、朱志荣、胡斯南为常委。大会重点研究了如何充分发挥从化优势，加速致富步伐，使从化尽快富裕起来的问题，并确定了从化今后3年经济发展的各项任务和措施。
⑦《从化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4、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