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基(1875-1947)是近代广东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他始于行医，继而制药、开医院、办医学校，宣扬卫生强身，振兴中国。其后又曾经营烟草、汽水、炼奶和热水瓶等制造业，针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充斥市场的洋货相抗衡；号召中国人民要买中国货，反对权益外溢。早年曾支持孙中山革命，参与捍卫医权和内河航行权的斗争；支持香港大罢工和大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由于后来国民党政府执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民族工商业，使他所办的各项企业和事业濒于破产。
家世和出身
梁培基原名梁斌，字慎余，广东省顺德县人。1875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广州。1947年逝世，终年72岁。
梁父梁奕乾本是一个装船工。年轻时曾乘船到外国谋生，由于中途船被台风覆没，幸得渔民抢救，始免于难；并由福建广东同乡会送回广东。他原在广州河南有一间装术船的手工作坊，只雇一个工人，自己是主要劳动力。其妻何氏是乡下一富户的女儿，生四子。长子夭折，二子即培基，乳名斌，三女梁慕贞，四子梁道一。培基幼时性情诚实坦率，父母不怎么喜欢他。其父亲望培基继承父业，便教培基学装船，他很认真学，但他不装大船，却去做一只模型小船；装成后，父亲认为他已学会了全套技术，叫他正式造大船，他却说：“这不是我要做的工作。”父亲问：“那你要做什么？”回答是：“我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父亲无奈，便叫他去别人的铺子里学做生意。初到铺里学做个茶童儿（那时一些铺子常雇用一个十余岁的少年，管倒痰盂，打扫，送茶水，招呼客人，受铺子里人人差遣，叫茶童儿，是最低贱的工种），很快就升做伙房里的大师傅，但他立刻就回家不干了。父亲问他原因，他还是说：“这工作不是我要做的。”再问他：“你到底要做什么？”回答又是：“我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父亲气得要命，但亦无可如何。
一日，他父亲一位朋友来访，劝他到外国人办的博济医学校学医，他听了很高兴。可是，他母亲不同意，因当时传说洋鬼子会勾魂摄魄，就怕孩子吃亏。后因父亲同意，母亲才勉强答应。但为慎重起见，一定要改名“培基”，寓意有培好根基、不为所害的意思，以后便是用“梁培基”的名字了。博济医学校是美国人开办的博济医院的附属学校。孙中山也曾在这学校读书，却比培基早几届。培基于1894年进博济医学校后，十分用功，终于在1897年毕业。由于学业较优，被留校当助理教师，后来又兼任广州市新成立的夏葛女子医科学校药物学教师，同时，在社会上挂牌行医。
支持孙中山革命
梁培基经常与潘达微、李介希等反清、反帝爱国人士交往，参加他们的斗争活动，出钱出力支持他们的事业。因此，也影响了他的妹妹梁慕贞。她积极参加反清反帝斗争，亲自上街演讲，参与卧轨斗争，甚至不惜冒险为革命党运送军火等工作。她还把军火运回家中，藏在四楼的夹墙中。清廷曾派兵到她家中搜查，但一无所获。搜查完毕后，带队的军官叫士兵列队在花园中，请主人家检查，以证明他们没有拿走私人物品。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当局曾请梁培基出任卫生局长，但他不肯当官而婉拒了。他说：“我不想当官，官可以同我做朋友，我与他们是平等的。如果做了官就有了上下级关系。”以后，他更看到军阀混战，政治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如走马灯一样，他认为做官不如做生意好，因此他始终没有做官。清末，他友人潘达微邀同何剑士、冯润芝、谭云波等画家，在广州编辑《时事画报》，以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败为主要内容，在传播反清反帝思想上起了不少作用。梁培基对潘达微等行动，深为赞赏。特别是潘达微敢于挺身而出，收葬黄花岗烈士的尸骨，使他极为钦佩。因此，他积极在业务上和经济上支持潘达微主编的《时事画报》；在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画报刊登他的药品广告，以广宣传。
创办颐养园
1917年间，梁培基曾到日本考察和治病，回国后，对日本明治维新使国家富强的精神十分钦佩。认为中国奋发图强的道路，不能效法美英，只能以日本为榜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尽量倡导学习日本，不但发冷丸的包装纸要送到日本去印，而且家中盖房子，也要仿做日本样式。如在二沙岛的“江滨一屋”内没有“榻榻米”房间；在顺德家乡盖“知稼园”时，亦盖一间“榻榻米”。晚年在从化温泉着意经营私人别墅“溪滨一屋（现竹庄）”时，则屋内结构不但仿照日本格式，所需房门及起居卧室用物，均向日本购置，还请日本工匠到温泉安装及修饰内室与庭园。不但如此，他在日本考察时还注意到日本有一种新型的“旅馆医院”，这种医院设备齐全，有固定护士。病人人院，可以在市内自由选择医生，全市医生亦可介绍自己的病人人院留医，并由自己继续诊治。他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值得仿效。
20年代时，有一次，梁培基到香港治病，想到太平山顶医院（与日本“旅馆医院”相类似）留医，但受到英人诸多留难。最后，由港绅出面介绍，以有资产者身份，才得勉强人院。这件事，对梁培基的民族自尊心有很大的冲击，他对此耿耿于怀，很想创办一所类似的医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梁培基认为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办到。于是便同名医左吉帆、弥翮云、池耀庭、梁焕真、唐太平、陈衍芬、刘子威（即名医刘体智之父）以及律师陈大年、南洋烟草公司大股东简照南、名金石书画家简琴石、师长魏邦平、苏心愉、邹殿邦等人商议集资兴建留医院。他说：“广州市一些著名的医院如博济、柔济等都是外国人办的，带有‘慈善’性质，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办医院？”这些人手头上有钱，加上同梁培基都有交情，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便都响应出资。当时集资50万元白银（梁占一半以上），又征得魏邦平同意，让出二沙岛他自建的“渔庐”作院址（魏另行在东山半岛建猎庐居住），于是“珠江颐养园留医院”便得以兴建。
颐养园环境优美，三面环水，绿树成荫，荷花飘香，百花吐艳，绿草如茵；又有假山鱼池，亭台水榭，曲径回廊，一座座典雅的建筑物掩映于树丛花间，舒适宜人，确是一个疗养胜地。园中又设有手术室及药房，方便病人治疗。同时，又设有中、西厨房，可供病人选择，实在比香港的山顶医院更胜一筹。这座医院是向全广州市的医生开放的，任何开业医师（中、西医均可）都可以介绍自己的病人来此留医。颐养园收住宿及伙食费，如在园内药房取药，则据实收药费，而医疗费仍由介绍医师收取。有些人还可以住在这里疗养。
为了方便给病人进行治疗，二沙岛还欢迎医师到岛上租屋居住。但由于二沙岛路远偏僻，许多医生（甚至包括发起者）都不愿搬到二沙岛去住。因为许多名医在广州市区都有自己的地盘，拥有一批老主顾，如一旦离开，会影响自己的业务；而且二沙岛太荒僻，害怕被歹徒绑票。
梁培基为了病人的安全，还特意在园内留医院设驻院医生，以备万一住院病人夜间发病，可以及时得到医治。先后在颐养园担任驻院医生的，有容玉芝、黄景贤、彭瑞平等。
1931年，梁培基的长女梁蔼怡由光华医学院毕业，便在颐养园当驻院医生。
梁培基对颐养园的建设是刻意经营的，务使它具有诗情画意，使病者获得良好的疗养环境。他在珠江颐养园正门建有门楼一座，正中上方镶有横额，大书“珠江第一岛”五字。两旁有陈树人书写的词句，背后有一篇叙记颐养园创办宗旨的文字，可惜未能详细忆及。大意是说二沙岛四面环水，空气清新，树木葱郁，风景秀丽，名之为珠江第一岛，谁日不宜？门楼后上方还有一横额曰“云山在望”，是著名书法家及社会名流谭延闿墨迹，盖因站在其下，可以远眺河对岸的白云山。
穿过门楼步人办公地方，通道上方有一假山，在初建时由名画家高剑父指导用水泥人工仿姑苏城有名的点头石形状制成，上刻一尺见方的“点头”两个大字，其下碑石刻有。姑苏城外，有点头石，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高仑剑父，仿制成此，虽非顽石，亦号点头……”等句。下文大意是劝世人有病须及时入院医治，否则日深失治，则比顽石不如。红楼之前辟有池塘养鱼，池塘四周围以栏杆，旁设石凳，供病者坐息，池壁镶上刻石日：“对竹木鱼禽悠然自得者，祛病法也”，是邓尔雅墨迹。在扩建外科手术室时，又在正门当中墙壁上镶上由简琴石书写的刻石：“身非吾身也任子制焉”，这是古人齐侯的一句话。并以顺德梁培基的名义加志日：“十月十日割治室成，爰录齐侯对太仓公语，用祝受治者有齐侯之信，施术者有太仓公之神。”
在餐室里亦挂一横额，由名家题词日：“量腹之所受。”康有为之学生萧娴，当时年仅8岁，写得一手好字，亦为颐养园题写了“静廼寿”三个大字，刻镶在旧院前，至今仍存。
当时，还有很多书画界知名人士常聚集二沙岛奇峰寓所“天凤楼”（高的弟子集资为他兴建的）吟诗、写字、作画。“清游会”（是诗书画家自己的组织）时常在二沙岛梁培基的居室“江滨一屋”雅集。他们曾为颐养园留下了许多宝贵墨迹，如陈树人画的芭蕉，高剑父写的对联：“文随时变，道与世更”，高奇峰与其他画家台写的画，以及著名书法家王芸的墨迹等，还有一位雕塑家雕刻的粱培基铜像等。这些宝贵的文物均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或毁坏，殊觉可惜。
当时西濠口有一间德国人开的医务所，该所有德籍医生数人。他们医务所没有留医条件，便经常介绍病人到颐养园留医。因发现颐养园设备及环境很好，加上他们是外籍人士，不怕绑票，便向梁培基提出要求，先后在二沙岛租用三幢楼房作居住及医寓之用。德医每天早上先在园内留医院查房，然后到西堤自己诊所开诊，遇有需要留医的病人，即写条纸着其到颐养园办理入院手续。傍晚德医回到二沙岛，再查一次房或处理一些病人，然后回寓所休息。这样安排，双方都觉得合意。
本来粱培基创设颐养园是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但当时社会上，特别在上层人士中崇外思想严重，所以对外国医生特别崇拜。而那些德医如卢美霖、柯道等又都是善于钻营的人，对求医者极尽迎合之能事：对信佛者便念“阿弥陀佛”；对信天主耶稣的就画十字，讲圣经；对达官贵人更是讨好备至。例如，有一次商团团长陈廉伯跌伤眉部，本来只须缝几针，做个小手术便可无事。卢美霖却小题大做，立即用电船亲自护送伤者到颐养园，立刻亲自动手术。术后又以剖腹病人的规格护理，并请两位特护日夜照料，使陈感激万分，认为德医救了自己的命。德医柯道后来甚至还认了陈廉伯做干爹，被人称为“陈十八少”。陈死，柯道居然带孝。陈廉伯逢人便替德医吹嘘，自己亲友有病，亦介绍找德医。于是社会上求医者日众，甚至误认颐养园是德国人办的医院。
事实上，德医早有喧宾夺主之心。按规定，德医无权过问颐养园一切事务，但他们却蛮横干涉园内事务。比如，开药用代号，不准病人在颐养园内药房取药，而要专程去他们诊所取药（这使颐养园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一切医疗用具，均指定要德国货，连一个普通的注射器也要到德国去购买。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梁培基纵有为国争光、振兴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行为，却不能不屡遭挫折。颐养园的经济收入很不好，因为留医的病人几乎全是德医的病人，而他们都到德医诊所取药，所有留医院盈利极少。成立了差不多两年，经济仅能维持。后来该园组织一些人，成立了一个维持会，并改革了一些制度，才使情况略为好转，稍有盈利。为此，颐养园特在红楼前的花棚附近建立石碑，以纪念这个维持会的成立。
颐养园由于设备优良，环境宜人，收费昂贵，来园就医或疗养的大都是两广大官巨商，如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等，蒋介石也曾携前妻和年仅10岁的儿子蒋经国来住。一些政界人物，常在这里策划政治事件。如1930年，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实行反蒋，两广的联合，就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物，和广东军政当局在二沙头颐养园疗养时商议过的。1933年左右，陈诚来二沙岛还曾想在二沙岛上购屋定居，一些人还把颐养园当作政治“避风塘”。这些达官贵人到来颐养园，被德医抢去治疗，外面医生不肯再送病人来，怕被德国医生抢走生意。这种局面，实在是梁培基始料所不及，他的设想完全落空了。
倡建从化温泉
1931年间，从化县县长李务滋是梁培基好友李介希的儿子。李务滋根据当地人反映，获知流溪河一带，有温度颇高的热水泉及热沙滩，因而想到利用温泉以开发地方经济，并将从化温泉情况向梁培基作了介绍，并邀梁前往游览，因而引起梁培基的兴趣。
梁培基认为从化温泉的矿泉水，水质温度均有治病之功效，而且周围有高山、飞瀑、溪河、热沙，兼有茂林修竹、果树，是一个难得的风景胜地，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据梁培基之子梁尚为回忆：自1931年起，李务滋便邀集梁培基、刘沛泉（当时西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大年等人发起倡议，组成“从化温泉促进会”，主持宣传发动和从事开发的工作。
在温泉中心区建“玉壶溪馆”（即现河东区温泉馆所在地），有房间可借留宿，其旁有李务滋和当地人建的“温泉饭店”。
“温泉促进会”做了很多工作：
(1)扩大原有温泉泉眼，围成近六公尺之大池，并建浴室于旁，供游人作温泉浴。
(2)修路。除开辟公路，接通公路干线外，还修大小道路，连贯温泉区内各游览点，方便游客。
(3)修饰风景点。根据景物特色，加以修饰，并冠于富于诗意的命名，以增游兴。如“百丈飞泉”、“飞虹瀑”、“香粉瀑”、“鸳鸯池”、“江心温泉”等等。
(4)设法增加新的风景点。梁培基曾促使促进会向各界人士倡议，可以私人名义出资建造一些有助于增添景色，但又为某种商品作宣传广告，或有纪念性的建筑物。为此，他首先出资，在河东将若干年前捕捉野兽而掘成的一个陷阱，围上栏杆，在旁立石，刻上书法家写的“虎阱”二字，以“卖发冷丸人梁培基”的名义题之，作为示范（此陷阱现已填没）。
梁培基又发动南洋富商黄陆祐的后人捐出资金，由他亲自选址及规划，于河西流溪河边，建成一个红柱绿瓦的中国式风景亭，内悬横额曰“应声亭”（今已换上郭沫若书题之“滴翠亭”横额）。
梁培基又在河西流溪转弯处（即今松园所在地）辟一广阔地盘，建筑平房三幢，开设以疗养为主的留医处，由其四子粱尚博常驻，主持医务。在医院后山，有古松小溪、巨石，以及开阔平地，可供游人赏览，梁在巨石上刻“天医处”三个大字并题词于下，使之成为一风景区。
梁培基本人不信任何宗教，但他以为在风景区中，名山须有名寺，才能相得益彰，所以他又策划在温泉区内，拨出一块山林，筹建庙宇，聘高僧主持，以期吸引更多游客。他还为未来的寺院定名为“万缘林”，并草拟了缘起章程，准备筹款兴建，后因抗日战火烽起而未能成功。
梁培基参与倡建从化温泉时，年事已高，但仍不辞劳苦，满腔热情地为将温泉区建设成一兴旺的旅游胜地而出谋划策、出钱出力。除倡建医疗院外，还广辟场地，拦溪筑库，布置园林，讲究美化环境，其意不在图谋私利（解放初期，梁培基的子女便将他们父亲生前倡建的从化颐养园和遗下的溪滨一屋房产，全部献给国家，以供温泉建设之用）。
坚持民族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1941年底，香港陷落日军之手，他只好再回广州居住。四年半来，他看到许许多多事实，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但远水救不了近火，曾一度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尽管如此，他认为汉奸政权是一些卖国贼在敌人支持下组成的，对这些民族败类，他是极为鄙视的。这时原民众烟草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宗准投靠日寇，出任伪广东省财政厅长。粱培基与汪原有私人交谊，但梁绝不愿利用与汪宗准的旧关系谋取个人利益而出卖民族国家。虽然当时他的药厂因战事影响、交通不便而销路大减，颐养园又停止营业，家庭人口众多，开支庞大，经济异常困难，但他坚持民族气节。
共产党才是真正为民众办事
大革命时间，梁培基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又与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天度等人来往共事，加上经常阅读共产党办的进步刊物，对共产党有一定认识，他当时就曾说：“共产党才是真正为民众办事。”梁培基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当时苏联在“f‘月革命”后，处境很困难，梁培基不怕冒经济风险，做苏联商品代理人，积极经营苏联花布。只因花布卖不出去，只好拿回家中自用，亏了大本。抗战初期，八女梁庄仪、十三子梁尚任要到延安去，粱培基起初不赞成。他认为穷人参加共产党好，但有钱人不宜参加，参加了共产党也不会相信的，但后来见儿女去意很坚决，也就同意让他们去了。临行时对他们说：“你们要救国很好，但现在中国有两个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你们一定要参加其中一个，否则，在两党之间会被夹死。归根结底如果真正要救国，一定要参加共产党才行。”
他的子女中，有21名共产党员，现在还有6名健在的1938年参党的老党员。此外，在抗战初期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的子女就有十余人。1945年，东江纵队北上准备与由延安来的王震部队在粤北会合，创建华南解放区。梁培基的子女多人在东江纵队北上的部队中，由于国民党军队沿途截击、围攻，北上部队伤亡惨重，未能与王震部队联系上。后因日本投降，王震率部队回师陕北，东纵北上部队亦回师东江。梁培基廿五子梁尚桐，在行军途中患病，在粤北一老百姓家隐蔽。1946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梁尚桐不幸被捕，押在韶关监狱。当时梁的子女多人亦被列入国民党制造的黑名单中，无人可以前往营救，后托一亲戚前往，国民党提出要梁尚桐写一份悔过书即可出狱。但梁尚桐坚决拒绝书写，最后死在狱中。消息传来梁尚桐生母及众兄弟姐妹悲痛异常，梁培基却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
解放战争期间，梁培基对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华商报》很感兴趣，在港停留期间，每早起床，必购《华商报》阅读。有时他为了店务要回广州住，但常常耐不住，要回香港去阅读《华商报》、《正报》、《群众》等进步刊物。他还经常在香港工商界上层人物组织的“集辉俱乐部”里与人争论，盛赞共产党的英明正确。
东江纵队北撤后，共产党将部分人员撤到香港，办了一所进步学校——培侨中学，粱培基曾担任该校校董，极力支持该校校务。当香港各界进步人士组织为朱德同志举行祝寿酒会时，他亦踊跃参加，对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港澳的影响，尽了一分力量。
梁的子女及女婿多人在东江纵队。十五子粱尚立借梁培基店铺的名义在香港为游击队印钞票“南方券”，入境时当作是梁培基发冷丸的商标运进。第一次顺利通过，第二次被发现，于是梁尚立只好逃亡到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