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化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以及领导从化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坚持到取得革命胜利，这同取得各界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做好统战工作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早在1938年初，从化党的组织还未建立，中共广东省委即通过统战渠道，派来地下党员郭汉（方国华）、雷亢清，并用从化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合法身份，以抗日为前提，团结发动当地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首先在从化县立四小学以读书会的形式，把当地爱国青年邓澄心（四小校长）、谢秉培（教师）、骆耀棠（广雅学生）等组织起来，作为工作的起点。暑假期间，郭汉又主动协助在广州读书的陆日新、谢镇锋、谢赛桃等10多人组成的从化县留省同学回乡宣传服务团，深入到太平场公路沿线及吕田各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同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了原八路军驻穗办事处工作人员徐青、余萍和招麦汉、李仲才等人，组成党小组并带领进步青年唐凌莺、刘素然等人来到粤北抗战最前线的从化。通过驻防黄竹塱（现流溪河林场）一带的国民党154师922团上尉文书黄风（地下党员，即诗人蒲风）的推荐，吸收到该师的随军工作队（徐青为队长），又扩大吸收了在从化工作的郭汉、雷亢清、邓澄心等为队员。他们通过搞好工作和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取得了154师师长（农工民主党成员）梁世骥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完成了破坏良口以南的公路桥梁，开辟牛背脊至龙门南昆山的战略便道、收回已散失的军用物资、组织下乡宣传、打击汉奸活动等几项艰巨任务，从而得到了梁世骥的信任。还派出922团政训室主任黄显霜（作家黄谷柳）到四会县，招来了锋社话剧团团长李门、地下党支部书记梁绮及话剧团成员50多人，扩大成立了第二、第三随军工作队，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与此同时，随军工作队地下党小组还与潖江地区的党员，争取团结了原清远县长黄开山和四九自卫中队长黄巧等人，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教育自卫团、伏击敌人、打沉敌艇等活动。
以徐青为小组长的随军工作队党小组的这些活动，对于从化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好的准备和推动的作用。1939年在从化最早参党的邓澄心、骆翠琼、黄翰明（四九人，随父在米埗开木铺）等3人，都是经过随军工作队的锻炼和考验，分别由郭汉、雷亢清、徐青等介绍参党的。
同时，为了更好更充分发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用，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梁威林还亲自来到鳌头乡，给随军工作队员、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员和从潖区的进步青年，上了一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专题课，大大提高了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积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自觉性。
随之，随军工作队又通过郭汉、邓澄心，团结引导家在敌占区的青年谢秉培、利浩贞、高福荣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利伟之等，在从化罗洞成立“从化县群策救亡会”，有组织地发动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就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的参与和支持。不久又在鸡笼岗、良口、吕田等乡成立了分会，把全县爱国的青年、工人、社会名流及一些社团组织起来，影响遍及全县。一些外地人到从化办事，也到群策救亡会联系。为了发挥群策救亡会的统战作用和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工作队党小组还决定让党员邓澄心离开部队，回到救亡会工作。通过考察，并选派会员参加以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名义举办的培训班，从而吸收了谢秉培、谢赛桃、骆灼桃、黄惠芳等为中共党员，并先后于同年3月和8月成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
1939年3月，正当随军工作队的工作得到抗战爱国人士的鼓励嘉许并扩大队伍时，154师政治部主任李育培一伙却秉承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意旨，在师部到处制造事端，说随军工作队有共产党的组织，要加以防范，还处处派人监视工作队的活动，甚至当面给徐青施加压力，对于李育培一伙的反共活动，梁世骥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布置工作时曾鼓励徐青等人说； “你们不要理他政治部，放手工作。”但看到国民党反共活动猖獗，他不想工作队受到迫害，后又说：“当前政治形势复杂，多加注意。”他还坦率表明，他本人是托铁（抓枪杆）的，不懂得政治。这就明白表示他本人不反共，但国民党要反共，他也没有办法。
鉴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已发生变化，党小组决定随军工作队只留下掩蔽得较好的几位党员，徐青等人撤离154师。在统战对象黄开山和当地中共党员的协助下，他们转移到潖江汤塘至四九一带，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建立潖江特别支部（徐青为支部书记）。但反动势力穷追不舍。徐青、余萍夫妇被迫转移乐昌，广东省委另派王磊、王强等建立从潖区工作委员会。不到一年，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王磊等暴露，又是当时龙山区区长朱履吉（曾是留法小组成员）秘密通知，得以及时平安撤离。
1941年间，国民党从化县当局以有异党活动为由，强令解散从化县群策救亡会。为安全起见及建立山区游击根据地的需要，上级党组织决定，邓澄心、谢秉培调离从化，党的活动转向吕田发展，为此，陈枫在吕田三村举办了从北区的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等内容。同年秋，从漕区工委副特派员李云兼任从北（吕田）区特派员。前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明确指示，除扎根群众外，特别强调要做好统战工作，要积极争取当地上层人物的支持，认真团结争取当地知识分子，李云是从省的统战对象陈汝棠（原孙中山少将军医，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主持的十二集护干班（后改救济总署）任政治教导员调来的，很有统战工作经验。他到吕田后，关心群众疾苦，认真做好教学工作，很快便得到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在车步工作了一年左右，便与当地乡绅发动群众捐钱、捐料，把简陋的莲麻学堂扩大，成了十三保国民学校。李的声望很好，连三村龙颈村的群众也慕其名，愿以年薪12担谷（1200司码斤），并以同宗同姓为由，请求他一定要去该村教学。
为了扩大统战层面，贯彻“长期打算，培养人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迎接革命需要”的方针，李云即与当地党员一起，千方百计让地下党员巢海周出任吕田中心小学校长。几年里，党组织利用这一阵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如直接掌握或团结了莲麻、塘基、三村、南坑、邓村、石坝、黄迳、鞍山、官洞等小学的领导和教师；安排了10多名北江特委派来加强工作的党员，如黄崧华等；取得地方乡绅的支持，拿出枪支让学生参加军训；邀请乡长李英才等为顾问，成立中心小学校友会、校友基金会，筹集了稻谷7000多斤，免利借助穷而有志的学生升入中学，定期开会学习，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从中吸收了罗盛樑、潘志中等党员；办好学校取得了县长欧阳磊和当地上层人物的信任，为下一步推动巢海周竞选吕田乡长和从化县参议员，扩大统战工作打开了上上下下的关系。
1945年秋，中共从化县委员会成立（当时未设委员及工作机构），巢海周负责统战工作。1947年恢复武装斗争前后，根据斗争形势，统战工作纵深发展到敌对营垒，以达到分化敌人、掌握情报、减少阻力、保护自己、打败敌人的目的。例如：1946年冬，东江纵队北撤后留下在增城小迳隐蔽的小分队，被特务和土匪温邦等冒名打劫了灵山乡一名姓陆的华侨，并虏人勒赎。队长马达、副队长丘松学探明情况后，立即武装逮捕了温邦，追回了人质及耕牛财物等交回该华侨，并在无入肯担保的情况下，公开枪毙了温邦及公布其罪状，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在良口墟开设“万丰”杂货店作为党的交通情报站时，负责人钟信谦特邀了一位地方实力派的太太入股，使得敌人及地方坏人始终不敢觊觎，从而一向平安无事。
1946年至1947年，胡志生任从南地下党副组长。副特派员（公开职业先后任米涉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和良口中心学校教导主任），石岭乡大地主冯××想做乡长，对革命不利。胡志生则以熟人和学校工作的关系，在交谈中劝说：现在政局不稳，大鱼吃小鱼，从政不如从商保险。对方接受了这个意见，立意从商做生意。这就削弱了国民党米埗乡的地方实力基础。良口乡乡长黄国初有女儿在良口乡中心小学读书，胡志生则以家访为由，经常找黄座谈。黄对胡无所不谈，使胡志生了解了不少敌情。如了解和证实了新丰县县长张汉良要经良口、吕田上任的重要情报，从而取得了杨梅潭战斗的胜利。（注；此战详情见《从化文史资料》第10辑）统战工作做得如何，对革命工作有直接的成正比的影响。1948年初，香港分局发出“大搞”的指示，推动了斗争的发展。但是正如东三支队史所说到的，“在政策和策略上有失误，主要是过早提出分浮财、实行土地改革、停租废债等任务和要求”，“违反了中央关于区别不同地区进行土改的指示精神”。江北地委也仓促地进行“大搞”，“侵犯了工商业和中农的利益，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结果，宋子文绥靖大军疯狂扫荡的时候，“不但使反动势力联合起来与我对抗，而且使中间势力向反动势力靠拢”，加上军事上的保守，造成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和不应有的损失，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这事也影响到从化地区。造成了石桥村、塘基背学校、石坑圩、东坑坪地村祠堂等流血事件，损失严重，还有收降的部队“反水”，三团部队多次被迫击包围等等被动局面。后来，还是按照中共5月25日指示精神， “纠正了政策偏向，用了好几个月时间工作，加以解放大军不断胜利的形势，才把被动局面扭转过来。这就说明了“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