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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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草村的中部有一座鸡肾岭,山形如同一个鸡肾被剖开两半。因矮而钝,只有十多米高,又叫岭仔。岭西数百米开外就是流溪河,岭东数十米开外就是从化出入广州的主路广从路。岭东脚下凌乱散落数十幢居民楼,岭西脚下一直到流溪河边却整齐排列上千幢洋房别墅。那阵势,如同西边威严的千军万马列阵合围而来,把东边的残兵败将逼迫得丢盔弃甲。

赤草村从20年前被逸字头的楼盘开发,到如今20年后所有寸金尺土的土地又被流字头、荔字头楼盘开发殆尽。最近半年以来,一直平稳的从化楼市“幡然醒悟”似的疯涨——短短数月,楼市几日一价让购房者为房事操碎了心。开发商坐地起价、买家惊慌入市、卖家撕毁合同,一幕幕斗智斗勇的“楼市演义”疯狂上演。

赤草村满足了所有寸金尺土的条件。离城不远、背山逐水、交通便利。现在踏足赤草村如同踏入一个望不到头的工地:施工围栏将六车道的广从路分隔成两车道,重型车往来穿梭,重型机械嘶叫轰鸣,十多米高的高架柱如独脚巨人沿望不到头的广从路一路踏来。“地铁就在家门口”的巨幅广告牌挂在路边。

这就是赤草村的现状。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方水土的寸金尺土,未免太肤浅。

赤草村位于城南5公里。70年代分别叫过赤草大队、赤卫大队,80年代叫过连和乡。圆村、凤凰岗、店头、赤草四个自然村由北至南依次分布于广从路两旁45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北边是圆村旧村,隔广从路对面有一座百米高的大岗岭,山下是圆村新村;中部是鸡肾岭,山下是店头;南边是赤草,隔广从路对面有一座数十米高的松山岭。大岗岭盛产石灰石,村民解放前就到山脚挖石烧灰谋生。久而久之,山脚挖出大洞。当地人形容石灰洞有“九把梯”深,足有几十米深不见底。

聚居赤草村的各姓都是外迁人,来自珠玑巷、广州或从化各地。圆村只有一个刘姓,由广州石井岗亭村迁入从化上香家再迁此地;凤凰岗的黄姓由广州的石井、大朗迁居此地,徐姓由珠玑巷迁广州再迁此地,骆、魏两姓解放后由太平银林、梅州五华迁入;店头最早是马姓人居住,后来黄姓由珠玑巷迁广州棠溪再迁此地,邝姓源于大江埔;赤草的黄姓由花都李溪迁至从化江埔山下低龙、锦三香溪再迁此地,李姓由珠玑巷迁梅县、再迁从化锦二、三百洞后迁此地。数百年后的事实证明,各姓先祖迁居的这块狭窄土地是一块文峰斐然之地——这里的圆村是差点“出过会元”的地方!

我在圆村旧围见到82岁的刘炳坤老人时,他正和老伴坐在自家小楼前破竹篾。隔着龙眼树和竹林,门前是一个大鱼塘,它是圆村有河流流经的遗证。一百多年前,从东边流来的锦峒河在圆村绕了一个圈汇入西边的流溪河,这成了圆村村名的来历。后来锦峒河被人为凿山拉直,河流直通小海河汇入流溪河,但圆村也留下了三个大鱼塘。刘伯说,解放前这些鱼塘就养鱼了,他还分过鱼。每年开春,鱼塘就发包给村里人承包。养的是鲩鱼鳙鱼,喂的是猪屎牛屎。八月开秋,肥鱼上水。承包人结了自己那份,剩下的全村人按人头分配,叫“食鱼额”。

从刘伯家走过几十米,一座“学士宗祠”赫然入目。学士,古代的三品大员,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官员”。从化祠堂很少有以官职命名的,这说明后人皆以当过大官的祖上“学士公”为傲。学士宗祠原为三进,中堂屋脊两端还有恢宏的大鳌鱼,可惜现在除了门脸,三进的祠堂早没踪影。门脸被不伦不类地改造成两层的苏式红砖建筑,曾为五六十年代的生产队大礼堂。穿过翻版的拱形红砖门,里面还有一个正版青砖门。门楣用大红纸写了“学士宗祠”四个大字,左右落一副大红对联“调风吹禄阁,春雨润彭城”。门边散落两个明代建筑风格的红砂岩柱础。村民口中的“学士公”,就是圆村始祖刘褎然。

刘褎然(1232—1279年)是广州府番禺慕德里司庵罗人(今广州石井岗亭村),生于宋理宗实庆八年(1232),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37岁中进士,官至太常丞兼翰林院权直学士。据载,刘褎然少年英颖已见端倪,以至同邑大户梁惟中早洞察其是支“潜力股”,称其“是必以学行显”,把女儿早早嫁给他。梁大户的眼光果然独到,刘褎然日后果然出人头地高中进士。1270年前后,蒙古入关,南宋濒亡,朝官四散逃命,而刘褎然死抵不降。皇帝称赞其“思所以抵厥振起,惟尔庀职谷下与我共守”。1276年,南宋临都临安(今杭州)陷落。1279年,47岁的刘褎然“卒于行在(临安)”。刘褎然死后,被皇帝赐葬于从化水东堡分乳岭(今上城湾畔)。现存有明正德五年(1510)重修的“宋翰林学士刘公墓”。近年由于城市建设,学士墓迁葬于大岗岭脚并重新立碑。墓碑庄重,墓园肃穆。刘褎然生子国珍,经灌道、公康、成德,至第六代显宗才分居从化。因而真正迁居圆村的是六世祖刘显宗。刘褎然因死后葬于从化,其后世子孙每年都来祭田,刘褎然仍尊为圆村始祖。

刘褎然之后到第十世,出了个举家为官的刘格(1519—1577年)。他于明嘉靖庚子年(1540)中举,后授六合县令(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尽管为官在江南富庶之地,但刘格“清廉勤敏,百废俱举”。有徐家恶奴锁禁良民,刘格杖之并发配边疆;闾中丞抓获水贼几百人,上疏朝廷皆处死。刘格据理力争,查明几十人是被冤枉的。刘格因此被喻为“强项令”,意为刚直敢为的县令。明隆庆辛未年(1571),刘格的长子、11世祖刘克正(1545—1581年)在中举后参加会试,主考官“奇其文,拟魁天下”,不知何因“后置第六,时论惜之”(一说“克正”的名字讳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从化历史上“差点的”会元(进士第一名)就这样失之交臂。刘克正中进士后担任了翰林院庶吉士,修编《两朝实录》。因丧父归故守丧,后病逝于重返翰林院途中。刘格次子刘克修(1548—1611年)于明万历壬午年(1582)中举,官至海州知州(今连云港市海州区)。史载刘克修是个“廉介敏练”之人。有一年任上遭遇蝗虫与冰雹灾害,他抗税减赋,让百姓渡过难关。刘克修还修编了连云港文学史上最早的诗赋总集《胸海唱和集》。后来刘克修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归故。刘格的三子刘克齐(1549—1591年)、四子刘克治(1562—1606年)、五子刘克平(1565—1601年),也是才艺兼修之人。刘克齐考上廪生,刘克治弹得一手好琴,刘克平善画花鸟。统观刘格一家,皆是“为官克己奉公,为子悲孝为怀”的一家人。而刘格为五个儿子的取名,毫不掩饰地寄予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一脉两进士”的刘格家族与“一门三进士”的黎贯家族,都是古代从化家族举仕的典范。虽然有家族为官的裙带,但更多是古代读书人的勤奋。刘格的儿子们虽然大多英年早逝,但却让我更懂得“生命的意义在于长度更在于深度”的道理,更懂得赤草这块差点出过“会元”的一方水土确是“文峰斐然”之地。在认识赤草之前,我也曾肤浅地认为它只是得了附城之利,不能免俗地成为逐利场,但想不到它差点“魁天下”,它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村官黄钥的热心张罗下,我在村委大楼接待室见到了赤草村最年长的老人黄伟林。他头戴一顶草帽,上身穿一件黑色休闲西装,下身穿一件灰色运动秋裤,混搭风扑面吹来。随性的老头94岁高龄,黑瘦,仿佛时间已在他身上风干。黄老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熟知这里的一草一木,从他嘴里打听赤草村的故事最合适不过了。

黄老说,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清晨,赤草村的松山忽然跑出一匹白马,跑到村子的茂密草丛中吃草。赤,已无从考究是吃(谐音)还是红色的意思,但“草”一定是草——白马沐雨觅青草,赤草的名字就这样“诗意”地安上了。“我的祖屋就在赤草村呢。”黄老说。“那我们去走走!”我已迫不及待。我随黄老穿过曲曲折折的小巷,一片近千平米坐南向北的古民居群出现眼前。这是赤草村现存唯一的古民居群,已有两百年历史,人称“六座”。这里有两列一巷六座青砖瓦房,每座体量都很大。北向第一座就是黄老的祖屋,面阔十多米,正门是两米高的花岗岩门框。进门是一个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一个廊房,各有侧门进出。过了天井是正厅,是家庭成员聚会的地方。古民居群的东侧,是赤草村李姓开基祖李楚岸的祠堂“楚岸李公祠”。与学士公祠一样,只剩门脸,正门花岗岩门柱与门廊之间砌了泥石墙。原有三进没了踪影,只墙基依稀可见。

赤草村留存的老房子不多,祠堂也毁坏得不成样子。黄老说,老房子大多毁于80年前的战火。距此三公里还遗有当年的狮岭炮楼,日寇据此作为扼守广州北上韶关的咽喉。赤草老房屋被拆毁后的梁木、砖石多用作修筑碉堡、桥梁等工事。除了毁于兵祸,还有水淹。在一百多年前,流溪河在文峰塔下三江汇聚后,变得更加汹涌,下游第一个到达点就是赤草一带。这里距流溪河直线距离不足500米,经常成为洪泛区。史载,清嘉庆二十年(1815)发生大水灾,流溪河水位80米,两岸成泽国;民国四年(1915)5月,发生百年不遇的“乙卯大水灾”,沿河地势低的水淹檐,地势高的水进屋,死亡上百人。1934年、1937年、1947年,流溪河又发生几次较大水患。解放前防洪堤坝脆弱,两岸再遭殃。楚岸李公祠的台阶离地面有半米高,正门砌了河卵石墙;部分古民居青砖外墙覆有30厘米厚、两米高的河卵石外墙,这些都是当年挡水的证据。而有些老房子高得离谱,更是“活证据”。

李苗森老人现在就居住在6米高的老宅,这是他的太爷李灵云留下的祖屋。李太爷在建宅时就预知此地水患凶险,所以阁楼就建有三层,一旦水来时,做储物避人之所。李灵云是清咸丰年间举人,曾带兵剿匪。家实殷厚,一座大宅建有三座三厅12房。现今基本毁坏,只剩一座。李苗森老人今年92岁高龄,鼻大耳厚,面目慈祥。走进他家灯光昏暗的老宅,见到一面墙壁挂了几副木锯、刨子和数不清的装着药材的小塑料袋。原来老人年轻时是个木匠,擅长做便桶,一直干到80岁退休。旧时便桶置于屋内墙角,方便解手之用。便桶由十块木条拼成圆柱形,用两条铁箍固定,精密到滴尿不渗,工艺可见一斑。每逢太平墟日,李苗森一挑十桶,走上十里路赶墟。后来他又自学成医,专攻妇科和跌打,是附近有名的土医生。

告别了李老,黄老特意领着我去了他们的祖祠——“日新书舍”,这是纪念他们黄姓开基祖黄日新的地方。黄氏的远祖是唐末生了21个儿子的名士黄峭山,近祖是南宋的峭山公后裔、一世祖宣德公。他从花都李溪迁居从化。至两百多年前,13世祖黄日新从江埔锦三香溪迁居赤草。日新公育有三子兆麟、兆儒、兆佩,唯有长子单传槐灿。这支三代单传的独苗却开枝散叶,迄今又传十代数百人。日新书舍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像一座祠堂,要不是门楣有“日新书舍”四个字,它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座瓦房。书舍白灰刷墙,铁门深锁。门前拆剩一堆瓦砾,估计又有屋主准备拆旧建新。而日新书舍四周,早被居民楼湮没包围。“包围者”中有一幢三层的小橙楼,要不是门口挂了个“赤草老电影博物馆”的牌子,它就是一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民楼。

挂牌的小橙楼显示主人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它是继“邝柏辉家庭博物馆”后从化第二座私人博物馆。它的主人叫黄树辉,是从化老一代电影放映员。老黄刚过花甲之年,精瘦、话快,喜欢戴一顶鸭舌帽。老黄戴帽的时候,像一个老艺术家;脱帽的时候,就是一个农村老头。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机进入中国人家庭之前,看电影是晚上不可多得的娱乐。尤其在农村,电影不是想看就看,有时要等春节、上丁、中秋这些重大节日才有得看。放电影时,全村老少出动,如同赶节。黄树辉是当年的“节日”制造者之一,无数放映员中的普通一员。他一直奔走在放映路上,从未离开,他甚至成为电影的“化身”——全村老少都知道他们村有个“电影辉”。只要见到他扛着“家伙”走来,全村小孩们都会奔走相告:“电影辉来啦,电影辉来啦,有电影看啦!”

1975年,20岁的小黄初出道,当上了神岗公社放映员。公社派任务记工分,他的主业是用一部8.75毫米的放映机免费为群众放电影,副业是用一部海鸥相机为群众照全家福,收点碎钱。40年前放电影,全副行头都是自行车驮了去。一根扁担穿了书尾架,一边搁放映机,一边搁影片盘子和大喇叭;银幕、电线装在布袋搁中间——这就是当年两个轮子上的“流动电影院”。来到村子的开阔地,用两根长竹竿架起大白幕,电影机在十多米开外架起。村民陆续自带椅凳进场——他们通常不会等到日落——“担凳仔,霸头位”,先来先得好位置。夜幕开始降临,大人们的闲聊声、嗑瓜子声,小孩们的追逐声、打闹声混成一片。待到电影机上两个大盘子“喀喀喀”地转动起来,一束小飞虫簇拥着的白光打在大白幕时,嘈杂的声音一下肃静了。所有的眼睛紧张地盯着白幕上的画面,除了老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放映员,他的眼睛总是盯在电影机上。那时影片质量差,卡片、断片经常发生。假若断在情节最激烈处,人们是要报以嘘声、骂声的。“还有调皮仔撒沙的呢!”老黄叹气一笑。这时,老黄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片子接上。从战争片《地道战》到红色片《洪湖赤卫队》到爱情片《刘三姐》到样板片《智取威虎山》到外国片《桥》到武打片《少林寺》,这些陪伴当年的调皮仔如今都长成中青年的老电影,尽管拍得粗糙、看得毛糙,却成为当年人们的“小确幸”。老黄们如同不知疲倦的“画匠”,为农村人黑白的精神世界涂上色彩。放电影,不但让老黄糊了口,还结了缘。“我的老婆还是放电影讨回来的啊!”老黄掩嘴一笑。

距赤草村3公里有个锦三村,当年老黄的老祖就是从这里迁到赤草的。老黄还是小黄那会儿到锦三村放电影,生产队长老何就招呼他到家里吃饭。老何的闺女小何比小黄小两岁,爱看电影。每到放电影,也不用“担凳仔,霸头位”,总能得到最好的位置。后来,小黄在锦三村放电影放得最频;再后来,小何成了小黄的媳妇。1983年,老黄离开放映队,成为从化最早搞单干的放映员,放电影开始成为一门生意。小机换大机,两轮的摩托换四轮的农夫车,还多了一个小15岁的搭档何灿明。1994年,老黄生意做大了。他在老家用石棉瓦盖了一间90平米的“赤草放映院”,有120个座位。那时刚好碰上房地产开发,两元一张门票,这里成为精力旺盛收入低下的民工们最爱。“那时放性教育片是最卖座的!”老黄狡黠一笑。片子叫《结婚以后》,青年们以为是精力旺盛的一个“泄口”,不料是讲述新婚学校的故事;还有一部朝鲜进口催泪片《卖花姑娘》,五元一张门票附送纸巾一包,老黄承诺“不哭不要钱”。结果青年们在这找到“泄口”哭得一塌糊涂。老黄小卖部的纸巾销量也直线上升。

6年后,老影院结业了。去年,电影院彻底消失,原址新建了小橙楼。但老黄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宝贝”们——十多台大大小小放映机、数百盘影片盘子、大喇叭、收音机却有了更好的归宿——如今它们静静躺在二层小楼,老黄偶尔也为参观者放放老电影。今年春,在从化旅游达人、同样喜爱戴鸭舌帽的小赖哥的张罗下,小橙楼挂了牌,成为“永不落幕”的电影院。

年轻一代再不会看老电影了,但并不代表它们从此消亡;如同赤草村颓败的老房子不能再住人了,但并不代表它们从此消亡——老电影和老房子所失去的一切,已变成了今天一种挥之不去值得缅怀的老情怀。我在想,赤草村何尝不是一场老电影?

赤草故地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印记,就算这里只剩一砖半瓦,也不会被开发商圈去。

(余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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