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人的本分
陈江天、何励夫妇
陈江天（1912-1993），又名举君，广东省五华县大岭背村人，1939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五华、增城、龙门党组织工作。1945年7月，随东江纵队北上途经从化吕田时，受命建立中共从化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从潖支队从化县大队，任从化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1946年11月，恢复武装斗争，参与黄柏司令员领导的边纵东江第三支队反“三征”、破仓分粮等活动，揭开了从化县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1947年4月调离从化。1950年后，陈江天先后任番禺县县长，新会、高要县委书记，1983年离休，1993年12月21日在肇庆病逝。
▶ 靠地下党 打开局面
当我遇到许多复杂问题时，就自然联想到同志们在休整时提到过的两类基本问题：一是到从化新区来，客观情况不明，这里的群众和我党的关系究竟好不好，对我们部队的看法和态度又如何呢，交通道路怎么样，敌人的据点在哪里？二是供给将怎么解决？这两类问题的确是实实在在的，也是很基本的。我们的出路只能靠实践，从斗争活动中去了解各种情况，并不断总结提高，争取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这作为我的指导思想确立之后，我先向地方党员同志借了一二十万元国民党不值钱的伪币，分给两个组的同志到吕田外围乡村的山地（包括龙门和新丰的山村）去活动。白天到村庄里向群众宣传我们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说明我们部队到从化县活动的来意，宣传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各种政策，在行动上绝对严格地保证我军不损害群众丝毫利益，买东西公平，借物必还，说话和气，并且帮助群众做农活，打柴割草担水等等重劳动。把党在部队建立起来的好作风传统带出去，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的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另一方面，还注意认真揭露反动派的贪官污吏剥削人民的许多苛捐杂税，强拉壮丁不打日本仔而到处都大打内战的恶行。由于我们做了这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建立在从化生存并发展的基础。这样一来，同志们都熟悉并习惯了做群众的工作，把它看作是革命人的本分，每次分组出去执行任务都极乐意接受，并努力去做好。
安排好武装同志出去活动了，我便找到胡斯增和何励两位同志，研究讨论地方党如何把部队在从化生存发展作为县的全党中心工作来抓。我们比较一致地认识到一个现实，人是要吃饭的，不管丰盛的还是简素的，每天总得有吃的。武装队伍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你主动出击还是挨打，终究会有仗打的。其次，我们还注意到从化县吕田和它的周围确实太贫困了，过境流通的商品很少，采用东江各地征收过境税的办法解决部队供给，显然收不了多少钱，而且会得罪一些人，做不好会引起群众对我们的怀疑和不满，这叫做得不偿失的政策。同时，我们主观力量也确实很小，立足未稳，敌人来搜村捉人时，拿我们这几条步枪打不走敌人，保不住群众的生命财产，连地方党员也会感到未见利益先受害而怕接近我们部队。供给问题对于领导军队的人来说，古今中外都把它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我们三人陷入沉思：部队是要吃饭的，是要打仗的，工作是要开展的……经过一番思考我们逐渐明确地认识到，在目前力量还小，局面还没有打开之前，是不宜使用部队出去搞钱，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但全县有党员四五十人，是否可以考虑每一个半党员负担一个武装同志的给养，能力小的少负担或者不负担，能力大的特别是有社会收入的则多负担一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一段时期，看形势发展变化如何再行考虑。实在还不能解决供给，则由党员通过乡间的亲友或有点影响的人物去向稍微富有的农户借粮借钱来解决困难。
1948年，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司令员黄柏（左），政治部主任陈江天（中），政治委员黄庄平（右）战地留影
我们三人统一了这一认识，同时又考虑到农民党员的家庭都很清贫，是否能负担得起，是有疑虑的。因此，又分别征询巢德麟、巢桥、巢理文、胡志生、陈景渐和马鞍山的巢泉清等同志的意见。他们不仅一致赞同，并且表示带头借粮借钱和做好具体安排工作，保证对部队的供给。我们认为只能这样做，除此别无办法。因此，决定上报从潖指挥部政委陈枫同志。陈政委仔细听取和审度了我们的报告，同意我们的意见，并说：“对从化县委善于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表示欣赏。”这样，我们就把暂时向党员借粮借钱来供部队给养的意见定了下来，并决定由何励同志主管此事，巢德麟同志协助，切实向地方党员传达好。同时，还应说明，由地方党员担负武装部队的给养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暂时的权宜的办法，一待局面打开以后，部队坚决退还给同志们。事实上，后来也还清了同志们的债务。
▶ 武装宣传 迷惑敌人
纵队副司令王作尧率领刘培支队挺进粤北，离开从化县境没有多少天，敌一五四师的一个加强团就由新丰县窜到吕田来了。敌人一到吕田就把所有交通路口，特别是对去龙门的路口，控制得严严实实。每天还以一个营的兵力轮番搜村，有时还出动骑兵，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军事空气。这样，我们的交通员就出不去，江北指挥部的任何指示都得不到，只是和从潖指挥部保持紧密的联系。
在我们遇到强敌压境，敌人气焰嚣张的情况下，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司令部给我一个班还不足的大队编制人数是很有预见性的、极其正确的决定。因为人少目标小，给养也易于解决，且行动起来轻巧灵活，转动敏捷。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思路也就宽广了，部队短小精悍的优点也就得以充分发挥和运用自如了。敌人在吕田圩驻定了，我们小队伍就在晚上摸到敌人的营地附近放几轮排头枪惊扰敌人一番，随即收缩在大山沟里睡觉，不理它。过一两天后，我们到黄谷田村，相机出去良口圩附近发几种宣传标语单，散发之后我们决不恋战，按预定的地点和群众一道走，行了一段路程，掉头靠向新丰县遥田，黄昏时分入村，找到熟人了解情况。在遥田村的山寮住三两天，打听到敌人受我们传单的指使扑向良口圩去了。我们又选择各地到良口圩的交通路口，趁群众赶集的白天，进行口头宣传，向他们讲明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派出来的部队，我们在这里和人民群众一起，反对反动派盘剥人民的血汗和反对拉壮丁供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我们坚决和大家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仔，收复和接管广州、街口，建设自己的家园。
我们在遥田、蓝田、地派、铁岗、铁炉下、米埗、黄谷田这些方圆内许多村活动近半年的时间。在这一大片新区里，当我们初到时，群众觉得我们很是特别，很有纪律，同时个个都有文化，能讲出救国的主张以及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策，人们是有些惊奇的。但接触多了，他们也就同我们搭讪起来，互相结成了好友。我们建立了这一初步的军民关系，就不失时机地在其中选择一些人，向他们做了一番具体的政策宣传工作，然后通过他们再宣传出去。这样，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的宣传，就收到传播广泛、深入人心的效果。
这里山区村庄的群众，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好的军队，听了从来没有听过的和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好主张好政策，他的心里是憋不住的，大多数都会去找他的知心人讲述，说他在那里见到“天上飞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的军队，这支军队怎么好，别的什么地方又曾见到过数不清的共产党军队在帮助人民做什么活。他的知心人又向他的知心人如法炮制，循环不已，很快就传到吕田以外的地方去了。我们本来人数是很少的，可是经这些义务的特种传播员一传，他们都绘声绘色地把我们说成是来无踪去无迹、神出鬼没、山山水水都存在的军队。结果我们这个只有八条枪的大队，竟然拖住了敌人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在吕田奔跑了近半年的时间，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敌人的弱点和打内战的罪恶行为。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的斗争活动，还为我们在新（新丰）、龙（龙门）、从（从化）边境的三角地带的一万多人口中，做了比较坚实的武装宣传。后来解放战争开始，这里的山区村庄都成了根据地。
（节选自陈江天《江天文萃》，1991年12月。）
周恩来总理邀请出席全国群英大会的部分县委领导到家中做客（一排左三何励）
相关红色革命遗址链接
▶ 从化县委开展革命活动地旧址（1945年7月后）
从化县委开展革命活动地旧址——塘基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居住地，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塘基村。
塘基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居住地
1945年7月，中共从化县委办公地设在塘基村，中共江北地委委员兼从潖花分委书记陈枫和从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陈江天、第二任县委书记罗明林以及马达等均以塘基村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并指导从潖地区、从化县地下党组织的各项工作。由于当时巢德麟小楼开展革命活动的场地有限，塘基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居住地旧址曾作为从化县委开办夜校、开展革命活动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