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梧州府郁林州（今广西玉林）人陶鲁，出生了。两年之后，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广州府番禺人欧阳寅，同样呱呱坠地。
多年以后，番禺人欧阳寅“学而优则仕”，前往郁林州担任知州，一任就是整整12年。后来“擢南宁府同知，遂称疾致仕”。也就是说，在南宁府任上，借口生病辞官，告“病”还乡，直至正德四年（1509年）病逝于家乡。而郁林人陶鲁更是不得了，他先后任新会县丞、新会知县、广州府同知、广东按察副使、湖广布政使等要职，“为官四十五年，始终不离兵事”。期间多次领兵深入番禺县乃至广州府的山区剿匪、平定动乱，后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病逝于任上。
在陶鲁的家乡，来自番禺的知州欧阳寅“重学校，宽徭役，督兵征抚康乡及陆川贼”、“操持清谨，甚有惠政”。而在欧阳寅的家乡，来自郁林州的“省部级高官”陶鲁，更是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弘治二年（1489年）从化县的设立，让欧阳寅这位小老弟，有了一个新的籍贯和身份——从化人。
但从化建县的首功之人，并非陶鲁。而是时任广东右布政使的湖南人刘大夏（1437年-1516年）。雍正八年（1730年）编修的《从化县志》就曾多次记载他的功绩——“明弘治元年，谭观福、张洪祐作乱，命布政司刘大夏等讨平之。二年有司请县其地，乃建县于杨五都横潭村，属广州府。”就连康熙年间的从化知县郭遇熙也大赞说 ——“惟从化之名，始见于明弘治间。盖因谭观福之乱，而建邑于杨五都横潭村，复因姚观祖之乱，而徙今治。始终皆布政使刘大夏讨平而奠安之,俾唐宋以来羁縻之溪峒，得齿于下邑，其勋伐诚不可泯云。”意思是称赞说，“从化建县自始至终都由布政使刘大夏讨平而奠定治安基础，使唐宋以来山野的溪峒得以藩属于本县。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而2018年权威出版的《从化掌故》一书，则首次明确记载说明——“请求设置从化新县的有五位：布政使刘大夏、巡抚秦弦、巡按周南、副使陶鲁、兵备佥事袁庆祥。
其中，陶鲁、袁庆祥两人，不仅有功于弘治二年（1489年）从化设县，还直接见载于从化建县前后持续平乱的史书之中。明弘治年间，进士王恕在《议不当加升按察使陶鲁奏状》写道：“（弘治元年）七月内，广东广州府后山等处各起苗贼并强贼，功次内领军官，俱有按察使陶鲁职名”。而《从化县志》也记载说“后五年，十八山寇姚观祖，复啸聚岩谷间，命行军布政陶鲁、兵备佥事袁庆祥歼其众。”由此可见，尤其是陶鲁此公，至少从弘治元年（1488年）直到弘治五年（1492年），都在为从化设县以及建县治乱，立下过重大功勋。说他对从化设县的功劳仅次于布政使刘大夏，也不为过了。
然而，官方和民间往往只会隆重纪念办成大事的首功之人。从化县古代就曾建有刘大夏祠堂供民间祭祀。康熙年间，进士毛际可还曾受从化知县郭遇熙之请，为刘大夏祠堂撰写了《建东山刘公祠碑》一文（刘大夏，字时雍，号东山）。后来，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史学家、文学家、进士姚莹，在游历广东的时候，也曾为刘大夏祠堂撰记。
陶鲁公，当然享受不到东山刘公那样的最高级荣誉了。但在众多历史文献之中，他依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名字，以及浓墨重彩的数页。当时“总镇两广”的太监韦眷，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2018年，学者范小娟在《明代广东从化设县研究》这篇论文里面，首次引述史料，提及从化建县的幕后，曾有这位韦公公的小功劳。《明孝宗实录》卷24有记载——“总镇两广等官太监韦眷等奏：广州番、南二县，杨武、巴由等都，大郎、郭塘等堡，山势凶恶，人性强梗，贼徒流劫不时，官司遥远，难于抚治。横潭村在诸堡之间，山川秀丽，水路并通，四五里程袤广，周围约……欲于其地添设从化县。”
据《明朝宦官》一书记载，这位韦眷曾任广东提举市舶太监，是个不折不扣的奸佞之辈，几乎坏事做尽。也许，参与奏请设立从化县，正是他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了。这也是从化建县的历史进程中，一件值得玩味的小故事。作为皇帝亲信，他的功劳可大可小。也许，找对人，办对事，这在任何时代都很重要。
弘治二年（1489年）从化设县，正是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办成了对的事情。尽管当时县城还划定在杨五都（实为杨武都）的横潭村（即今天花都区新华街横潭村一带），还没有搬迁至马场田（即今天从化街口从化中学一带）。尽管当时县域的管辖范围，还在持续调整之中。但对于从化人来说，弘治二年（1489年）无疑是流溪大地独立建置建制的起点，是从化人民拥有全新籍贯的开始，是广州北部山区开始纳入国家有效管治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弘治二年（1489年）的从化，是怎样的一个从化呢？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骥先生曾指出：“一个地方创建了县治，则大致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开发已臻成熟。”
但据《从化县文史资料第九辑——从化风采》一书记载，“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建县时，从化县只有2300户，9200人。”另据《广东通志》记载，从化县在正德七年（1512年），计有2536户，12633人。从数据上看，从化建县时，人口还不如今天的一个镇街，貌似与“开发已臻成熟”有些距离。但在五百多年前，一个山区小县人口近万、破万，已属难得。据《广东省志》中的《人口志》，关于建国前历代人口的记载就曾记载，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整个广东的户籍人口也只有309.5万而已。
实际上，1489年的从化县，下辖着水东、水西、马村、流溪四个堡，以及散落在流溪大地上的诸多村落，已经不可小觑了。其中包括今天我们非常熟知的从化古村落，例如江埔街的凤院村、江埔村（大江埔）、禾仓村等；城郊街的麻村、大敦村、殷家庄、大夫田等；街口街的松柏堂村、城南村、大凹村、门口江等；温泉镇的源湖村、宣星村、新南村等；太平镇的木棉村、钱岗村、屈洞村、秋枫村、邓村村等；鳌头镇的官庄村、小坑村、高平村、龙潭村等。
除了上述古村落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小小的自然村，早在1489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比如，江埔街的和睦村、山下村、汉田村、锦峒村等；城郊街的黄场村、荷村等；街口街的圆村、田边村等；温泉镇的新田村、龙桥村等；太平镇的银林村、连塘村、颜村村等；鳌头镇的横坑村、丁坑村、白兔村、山心村等。
由此可见，弘治二年（1489年）的从化，“开发已臻成熟”。如果穿越回去这一年，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的流溪大地，老百姓正在渔樵耕读、诗书传家，聚落正不断形成，人口正不断增加，星星之火，正成燎原之势！甚至，据各村族谱记载，在1489年从化建县之时，流溪河东、西两岸的凤院村和麻村，就已通婚联姻超过了两个世纪。后世一直流传的“凤院外公入祀麻村李氏祠堂”的历史故事，更是成为从化民间村史之千古佳话呢！
如果穿越回去这一年，我们更会发现，原来早在从化建县之时，早在弘治八年（1495年）从化学宫创建之前，各大古村的古建筑就已经屹立在这片大地上。比如屈洞村的防御使钟公祠、钱岗村的广裕祠和存南宅祠，木棉村的五岳殿、宣星村的刘氏宗祠、团星村的西溪祖祠、凤院村的渤海大宗祠等、汉田村的万石刘公祠、源湖村的叶氏宗祠。它们之中，最早的，甚至始建于北宋时期，足足有上千年历史呢！从化深厚的人文底蕴，可见一斑矣。
弘治二年（1489年）从化设县，实在是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办成了对的事！这一年，凤院村（古称枫园或枫院）的举人欧阳寅年过半百，已从南宁府任上告“病”归来，衣锦还乡。而在数十里之外的韶峒山村里，一个刚满7岁的名叫黎贯的小孩，正在发奋读书。二十八年之后，这位“小孩”果然考中了进士（1517 年），正式开启了从化县内“一门三进士”的唯一传奇！
这一年，1434年出生的陶鲁，1436年出生的欧阳寅，1437年出生的刘大夏，都还活跃在从化这片古老而又新生的土地上。在他们身后，这片土地开始进入了一个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文运昌隆、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这是值得从化人细细回味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