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县位于广州的东北隅。人口不多，解放前约十五万人。全县地形类似蕉叶，广韶公路沿着流溪河在县中间穿过；西南部靠近广州，地势较为平坦，物产丰富，解放前生产上已从自然经济朝向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蜕变；可是它的北部呢，则纯属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单调和穷困，文化水平也很低，然而，这里人民的性格却显得勤劳、纯朴、诚实、坚毅并且刚强。因此，从化县党组织的建立，武装斗争的开展，都以这里为起点，为基地，红旗在吕田的山沟竖立了起来，一直沿着井岗山的道路奋勇前进，这是很自然和合乎逻辑的。历史的事实也证明，这里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是经受得起敌人烧光、抢光、杀光等残酷手段的考验，坚持不懈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
服从调动 马前受命
一九四五年五月间，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进入了尾声的趋势。在中国战场上，美蒋沆瀣一气，日伪蠢蠢调整枪口。我们的东江纵队司令部也遵照党中央的新指示，着手进行具体的积极的应变部署。
我在博罗县横河刘培支队部参加战胜希特勒德国的祝捷大会后，带了纵队司令部给我的“为准备部队即将挺进粤北和南下大军会师，在龙门河东坑渡口架搭浮桥”的任务，赶回我的大队部和大队长王达宏同志商讨架桥措施。六月初动手做好船民和渡口两岸居民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他们满足我们军事行动的需要，将他们的船及木料尽量借给我们架筑临时的浮桥。与此同时，派出渡口两侧的警戒部队以及对敌情进行侦察监视的小组。
全部渡河的技术措施布置妥当了。七月上旬，我们纵队首长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等同志率领刘、黄支队（刘培同志任支队长，黄业同志任支队政委）及干部队由罗浮山东侧出发，浩浩荡荡向粤北挺进。这时，我只一个人站在东坑渡口边，原是为了向亲爱的远征部队送别的。可是没想到，我敬重的纵队副司令王作尧同志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的手，二话不说地道：“跟我走！”我请求说：“最简单的‘财产’毛巾牙刷还放在营房，能空手就溜？”他加上一句说：“让你回去拾缀好行李，那你就势必掉队跟不上来了，到宿营时，叫副官发给你新的一套就是了。”我素知王副司令不拖泥带水，而是著名的干净利落的司令官。他作出了决定，除非情况变了之外，你想请求他更改，那是多余的。因此，我只好就这样地插入司令部后面的干部队的队伍里，和熟悉的同志一路说说笑笑地向前走。
随着那么庞大的队伍行军，我满以为这回到大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可热闹极了，再不会老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出去做“开荒牛”了。行军遇着天雨，路很泥滑，只不过两天时间，大家已感到有点疲困。同志们正议论着加劲，前面传来了司令部的通知，说已到了从化、新丰的交界点一吕田的黄沙坑了，“通通有，就地宿营！”接着，司令部的通讯员跑来传达王副司令员叫我立即到司令部去接受新任务。当我随通讯员到了司令部驻地，王作尧副司令从门内笑吟吟地迎将出来。刚坐下，我还喘着气，王作尧副司令以他日常的既简短又明确的习惯语言对我宣布：“江天同志，你要留在从化担负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你的职务和具体工作由杨康华主任给你详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杨主任申述。不过，个人的局部的问题要服从党的部队的整体利益，司令部相信你能做到的”。
紧接着，杨康华主任详细地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江天同志，党任命你担任从化县委书记兼从化县独立大队政委。你们隶属于江北指挥部，由从潖（从化、潖江）指挥分部领导，从刘培支队里抽调八个战斗员、八支步枪和一些做地方党工作、民运工作以及连队的政治、卫生、供给等人员，给你建制配备”。又说：“司令部根据日寇快投降、蒋介石就将从峨眉山下来抢占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的形势判断出发，组成了比较大的队伍挺进粤北和王震将军部会合，依托大山区，建立进可以解放整个华南，退可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根据地。龟缩在江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已出来窜犯，其前锋敌一五四师离我们已不很远了。因此，目前你的任务是：统率这一支精悍短小、机动灵活的部队积极地主动地出击，骚扰敌人。务求达到一面拖住敌人，不让它追踪我挺进粤北的刘、黄支队；一面暴露敌人的实力和动态，使江北指挥部取得一个从容疏散物资和非武装人员的时间，以便组织战斗的目的。”杨主任讲完这些问题后，就介绍从潖指挥分部的政治委员陈枫同志与我认识。随着将调给我们的人枪一一交待得极其清楚。
挺进粤北的部队开拔后，我和陈枫同志带领留下的队伍到另一个村庄进行整编，并且听取陈枫同志关于从化县政治经济、地方风土人情习俗的介绍。接着，他将地下党组织的分布及组织关系全部移交给我。
受宠心惊顽强前进
这支小队伍的建制是一个大队。但包括收容了刘、黄支队留下的病号，总共不过三十来人，当时只有那么八支步枪，并且从化县历来没有革命的武装部队活动过，以这样的队伍，去完成司令部交给我们一是牵制敌人、二是暴露敌人的任务，那就不是轻松容易的事了。“看别人挑担不吃力”，说说容易做来难。搞得不好，还可能给敌人消灭掉！因此，首要的急需处理的事，就是应该把配有枪的同志和没枪配的同志全都组编成一个战斗整体。同志们过去都不认识我，可他们还好，当工作一接触起来，都很信任我。要不然，那困难就更多了。
陈枫同志把从化县的工作对我交待清楚以后，便带了另一支小部队到潖江，把小部队交给那里的领导人刘渭章、黄祺成等同志以利于开展潖江的武装斗争。
我和何励同志领着自己的队伍，到塘基背村的山寮住下来，进行小小的休整。那时，病号大致已痊愈了，只有何励同志因夜行军摔了一跤，擦损了脚，伤口发炎很严重，短期内是跟随不了队伍的。经陈枫同志同意，决定她担任县委组织干事，主管地方党的组织工作，驻在塘基背村的山寮。我们县委机关也索性就设在塘基背村。那时县委没设委员会，没设部，只我一个兼职的县委书记。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全靠何励同志和另外一个组织干事胡斯增同志两人管理了。
队伍驻定了就进行休整。由于队伍小，开始时，只介绍一番地区范围和群众生活的情况以及司令部给我们的任务等等，没作什么大的长篇动员讲话。同志们一坐下来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这个说：“政委，我们的大队就这么多人吗？”那个说：“米袋的米吃光后怎么办？”医护同志发愁地说：“我的药箱没有什么药了，附近的圩镇有没有西药可买点呢？连常用的红药水、碘酒、棉花、纱布都完了，打起仗来，同志负了伤的话，可我应当怎么样护理呢？”……
大家都很认真地提问题，也聚精会神地找出路，充分体现出同志们很自觉，自愿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同时显示了团结一致、积极斗争的精神。武装班班长张仔同志以一种乐观的性格出现在大家面前。他粗声粗气地说：“不用慌，不用忙，只要政委让我打到街口去，解放从化县城，那时候谁要补充什么，我都给你搞到满满的。”大家给张仔这么一说都痛快地大笑起来，道：“我们可爱的‘小张飞’呀，八条步枪就想大闹街口，你的想象力真够强！你这个人仔生得小小的，可你的胆子比你那‘大闹长板桥’的老祖宗还要大好几倍啊！”这样旺盛的士气，也就成为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打开新区局面的精神依据了。在休整中的这场议论，起到了增强团结，坚定信心的极其良好的作用，同时也给了我解决问题的启示。
靠地下党打开局面
在新的地区，特别又是从抗日武装斗争即将转到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对反动派蒋介石的自卫武装斗争，各方面的政策和做法都必然有所变化和充实。那时，中央还未发布自卫战争的进攻命令，而我们对这个新地区中各个地方反动派系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在斗争的策略上，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分化瓦解敌人；在对群众的宣传口号上，又应该怎么提法、怎么确定，才能更有效地广泛地团结人民群众，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反动派，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地区，以达到全面胜利的目的呢？有关这些问题都是带关键性的，可我们对此却陌生得很。而部队既已成立起来了，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进行，环境确实也是绝不允许我们先弄懂了这些问题才去干的。然而，说时容易做时难，到底怎么个干法？一旦第一步走错了，自己乱了套，那就势必招致不堪设想的恶果。
当我想到许多复杂的问题时，就自然联想到同志们在休整时提到过的两类基本的问题：一是到从化新区来，客观情况不明，这里的群众和我党的关系究竟好不好？对我们部队的看法和态度又如何呢？交通道路怎么样？敌人的据点在那里？二是供给将怎么解决？这样的两类问题的确是实实在在的，也是很基本的。我想，出路只能靠实践，从斗争活动中去了解各种情况，并不断总结提高，争取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作为我的指导思想确立之后，我先向地方党同志借了一、二十万元国民党不值钱的伪币，分给两个组的同志到吕田外围乡村的山地（包括毗连龙门和新丰的山村）去活动。白天到村庄里向群众宣传我们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说明我们部队到从化县活动的来意，宣传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各种政策。在行动上绝对严格地保证我军不损害群众丝毫利益，买东西公平，借物必还，说话和气，并且帮助群众做农活，打柴割草担水等等重劳动。把党在部队建立起来的好作风好传统带出去，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水乳交溶的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另一方面，还注意认真揭露反动派的贪官污吏剥削人民的许多苛捐杂税，强拉壮丁，不打日本仔而到处都大打内战的罪恶。由于我们做了这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创立在从化生存并发展的基础。这样一来，同志们都熟悉并习惯了做群众的工作，把它看作是革命军人的本份，每次分组出去执行任务都极乐意接受，并努力去做好。
安排好武装同志出去活动了，我便找到胡斯增和何励两同志，研究讨论地方党如何把部队在从化生存发展作为县的全党中心工作来抓。我们比较一致地认识到一个现实：人是要吃饭的，不管丰盛的还是简素的，每天总得有饭吃。
武装队伍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你主动出击还是挨打，终究会有仗打的。其次，我们还注意到，从化县吕田和它的周围确实太穷困了，过境流通的商品很少，采用东江各地征收过境税的办法解决部队供给，显然收不了多少个钱，而且会得罪一些人，搞不好会引起群众对我们的怀疑和不满，这叫做得不偿失的政策。同时，我们主观力量也确实很小，立足未稳，敌人来搜村捉人时，靠我们这几条步枪打不走敌人，保不住群众的生命财产，连地方党员也会感到未见利益先受害而怕接近我们部队。供给问题对于领导军队的人来说，古今中外都把它放到极重要的位置。我们三人陷入沉思：部队是要吃饭的，是要打仗的，工作是要开展的，……。经过一番思考，我们逐渐明确地认识到，在目前力量还小，局面还没有打开之前，是不宜使用部队出去搞钱，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但全县有党员四、五十人，是否可以考虑每一个半党员负担一个武装同志的给养，能力小的少负担或者不负担，能力大的特别是有社会收入的则多负担一点。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这样搞一段时期，看形势发展变化如何再行考虑。实在还不能解决供给，则由党员通过乡间的亲友或有点影响的人物去向稍为富有的户借粮借钱来解决困难。
我们三人统一了这一认识，同时又考虑到农民党员的家庭都很清贫，是否能负担得起，是有疑虑的。因此，又分别征询巢德麟、巢桥、巢理文、胡志生、陈景渐和马鞍山的巢泉清等同志的意见。他们不仅一致赞同，并且表示带头借粮借钱和做好具体安排工作，保证对部队的供给。我们认为只能这样做，除此别无办法。因此，决定上报从潖指挥部政委陈枫同志。陈政委仔细听取和审度了我们的报告后指示：同意我们的意见。并说：“对从化县委善于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表示欣赏。”这样，我们就把暂时向党员借粮借钱来供部队给养的意见定了下来，并决定由何励同志主管此事，巢德麟同志协助，切实向地方党员传达好。同时，还应说明，由地方党员担负武装部队的给养是迫不得己的，也是暂时的权宜的办法，一待局面打开以后，部队坚决退还给同志们。事实上，后来也还清了同志们的债务。
武装宣传迷惑敌人
纵队副司令王作尧率领刘培支队挺进粤北，离开从化县境没有多少天，敌一五四师的一个加强团就由新丰县窜到吕田来了。敌人一到吕田就把所有交通路口，特别是对去龙门的路口，控制得严严实实。每天还以一个营的兵力轮番搜村，有时还出动骑兵，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军事空气。这样，我们的交通员就出不去，江北指挥部的任何指示都得不到，只是和从潖指挥部保持紧密的联系。
在我们遇到强敌压境，敌人气焰极之嚣张的情况下，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司令部只给我一个班还不足的大队编制人数是很有预见性的、极其正确的决定。因为人少目标小，给养也易于解决，且行动起来轻巧灵活，转动敏捷。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思路也就宽广了，部队短小精悍的优点也就得以充分发挥和运用自如了。敌人在吕田圩驻定了，我们小队伍就在晚上摸到敌人的营地附近放几轮排头枪，惊扰敌人一番，随即收缩在大山沟里睡觉，不理它。过一两天后，我们就到黄谷田村相机出去良口圩附近散发几种宣传标语单，散发之后我们决不恋战，按预定的地点和群众一道走，行了一段路程，掉头靠向新丰县遥田，黄昏时分入村，找到熟人了解情况。在遥田村的山寮住三两天．打听到敌人受我们的传单的指使扑向良口圩去了，我们又选择各地到良口圩的交通路口，趁群众赶集的白天，进行口头宣传，向他们讲明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派遣出来的部队，我们在这里和人民群众一起，反对反动派盘剥人民的血汗和反对拉壮丁供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我们坚决和大家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仔，收复和接管广州、街口，建设自己的家园。
我们在遥田、蓝田、地派、铁岗、铁炉下、米埗、黄谷田这些圆圈内许多村庄活动近半年的时间。在这一大片新区里，当我们初到时，群众觉得我们很是特别，很有纪律，同时个个都有文化，能讲出救国的主张以及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策，人们是有些惊奇的。但接触多了，他们也就同我们搭讪起来，互相结成了好朋友。我们建立了这一初步的军民关系，就不失时机地在其中选择一些人，向他们做一番具体的政策宣传工作。然后通过他们再宣传出去。这样，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的宣传，就收到传播广泛、深入人心的效果。
这里山区村庄的群众，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好的军队，听了从来没有听过的和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好主张好政策，他们的心里是憋不住的，大多数都会去找他的知心人讲述，说他在那里见到“天上飞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的军队，这支军队怎么好；别的什么地方又曾见到过数不清的共产党军队在帮助人民做什么活。他的知心人又向他的知心人如法泡制，循环不已，很快就传到吕田以外的地方去了。我们本来人数是很少的，可是经这些义务的特种传播员一传，他们都会绘声绘色地把我们说成是来无踪去无迹、神出鬼没、山山水水都存在的军队。结果我们这个只有八条枪的大队，竟然拖住了敌人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在吕田奔跑了近半年的时间。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敌人的弱点和打内战的罪恶行为。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的斗争活动，还为我们在新（新丰）、龙（龙门）、从（从化）边境的三角地带的一万多人口中，做了比较坚实的武装宣传。后来解放战争一开始，这里的山区村庄都成了根据地。
支援潖江活捉土豪
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前后一段时间，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最难做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由于我们的同志，一般都是带着民族民主革命的觉悟而参加部队的。日本宣布投降了，他们就认为军事斗争的任务完成了，今后该做什么去呢？思想上颇为杂乱傍徨，也就成了日常议论的中心话题。我们从化大队接触这个问题比较早，在大队成立之日始，就意识到只有八条步枪，又都是东江惠阳人，如果出现逃跑的话，那就是敌人不打过来我们自己也会散伙的，从化独立大队建制也就无形撤销了。作为是军人，当自己的部队建制湮没了，那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啊。所以，我这个“光棍”的大队政治委员时刻都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活动、战斗在一起。正是这样，同志们有什么样的思想都能觉察得到，以便对他们及时进行有效的一把锁匙开一把锁的政治思想教育，从而得以消除错误观点，增强团结和革命战斗到底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一百多倍于我的敌人，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思想紧张极了，哪来多少的空隙去想自己的问题哩！因此，一般来说士气是好的，大家是懂得环境越不好越要互相关心，团结一致，顾全大局。陈枫同志深深了解我们大队这一点特色，在他去江北指挥部开会前，派他的警卫员来找我，要我大队立即到潖江去协助潖江大队组织打土豪的战斗。我们夜行日宿，行了三天，部队才运动到潖江大队的驻地。
潖江大队的经济条件比我们好，装备也比我们强，他们有一挺轻机枪，人数也比我们多几倍。但战士思家观念很强烈。因为他们的队伍是从珠江纵队抽来编成的，战士习惯了中山的水乡生活，对山区出门必须行路感到艰苦，因此，陈枫同志要我们去潖江，就是希望协助潖江大队打一个仗，来稳定潖江大队的思想情绪。
我们拿手的火力就是炸药包。这次带了一个五斤重、一个十斤重的黄色炸药包，潖江大队的同志很欣赏。因为准备打的对象是地主恶霸，既是大姓又是望族，潖江周围的群众没有不恨他，可又没有不怕他的。他住的屋安有铁门，也有一些武装。作战部署是：我们打突击，潖江大队打掩护和阻击。我们突击队只用了五斤的炸药包，门一炸开立即冲进去，这个恶霸还在他的鸦片烟床上吞云吐雾，毫无抵抗就解决了战斗，把恶霸抓到，全部枪枝收缴了就退出战场。
这场战斗很顺利，影响是很好的。因为是为民除了害。我们向潖江大队提出商量的意见：缴获的自动步枪等枪枝，全部给潖江大队；缴获的钱大概有一百万多元，则给我们大队（一万元只值一百斤谷）。因为我们向地方党的同志借的钱和粮太多了，他们都很穷，要还债给他们。潖江大队的领导同志完全同意。报请陈枫政委也赞同这一意见。完成了任务后，我们昼宿夜行返回从化。半年来我们对敌人搞了不少没有缴获的骚扰仗，这次缴获可不少，政治影响是很好的，同志们的心情也都格外高兴。
培训干部准备战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毛泽东主席由延安飞重庆，十月间和国民党签署了一个“双十协定”。陈枫同志就向我提出过：今后斗争的形式，当是武装斗争和到议会去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复杂的多种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是为议会合法斗争做强有力的后盾，并保护好公开出面的同志的人身安全；到各级议会去的公开斗争，是为争得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享有独立的自主权利，以便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的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军政界的开明人士。以这样的斗争形式去求得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我们党中央周围，孤立国民党最反动、最顽固的分子，最后取得全胜。陈枫同志不仅向我们讲述这些道理，还把南下东江路过从化的西北支队的政工人员留下了给我们，并代我将每一同志都妥善安置好公开的职业岗位。这样，我们就初步完成在新丰、龙门、从化边区的三角地带上，作好了点线发展的工作部署。
一九四六年六月间，东江纵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全部北撤到山东烟台。当时有人传达上级意见，要同志们思想准备挨苦十年。认为广东的武装部队全都北撤了，这就“亮了北方，黑了南方”，“广东将会黑暗十年”。基于对形势悲观的判断。因而在撤退干部问题上，有些不加分析地把在部队工作过的同志一律撤离。结果，有些复员，有些去读书。有些自找职业，我们从化本来就很缺乏有文化的骨干了，又将刚进入点线而且都能打、能说、能写和经过西北支队实战锻炼的同志也照样要撤走，只留下我和何励两人在从化坚持工作。陈枫同志察看出我对这个决定有点心情不畅，就调刘渭章同志来从化任县委副书记，又在从潖指挥部调罗声同志夫妇和杨行、梁哲等几位同志给我们安排工作。另外又在指挥部抽了一挺轻机枪和十多支长短枪给我埋存，以等待东山再起时装备。
暑假，陈枫同志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们对混混沌沌的政局并不看得很悲观，广东的武装部队撤到北方去，我们比较一致的认为全面地大打内战的局势将会很快到来，必须在这空隙之间积极培训干部，以提高干部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准备必要的干部数量和质量，迎接新形势的到来，避免错过时机，把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决定在塘基背选择地形比较好的平时也很少人到的两个岙山里办学习班，学员住宿的宿舍则搭临时的草寮。培训干部举办学习班已确定了，但规模多大？怎么组织领导？许多细节问题就突出起来了。我统管其事，如安排巢德麟、巢桥、巢木、巢计等同志上山搭住宿的山寮，并负责搞给养和安全保卫工作。刘渭章、何励两同志各负责一个班的具体领导和讲课工作。考虑到要十分隐蔽，办给养也应容易一点，因此，决定其规模不宜大，人数约在二十五人以下。
刘渭章同志主管的班，学员大体是党支书以上的，其中一部分是潖江的同志来参加学习的。何励同志主办的班是属于青年干部学习班性质，在为部队输送人才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山村里办革命学习班是极其困难的，手头上什么材料都没有。讲课主要靠自己记忆到的革命理论原则和革命实践的经验结论来作为讲课的根据。调集来学习的同志的思想比较纯洁，杂质很少，你讲什么原则，他是专心致志地听，能在学习班用得上的，他就在具体行动上去体现。比如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在学习讨论会上，个个都有准备地积极发言。日常生活上谁都不落后，做得极准确。所以他们学的原理，记得牢、用得活，效果都是好的。严酷的历史事实证明，在这两个班学习过的同志，大体上都跟上了历史的潮流，而没有掉队。
东山再起红旗飘扬
抗战八年，终于把日本鬼子打败了，广大人民群众亟望过和平安定的日子。我们的东江纵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间北撤完毕。七、八月间，我们县委办完了两个培训班不久，刘渭章同志调离从化县委，去了香港工作。从潖指挥部撤消了，陈枫同志调往广西去了，从化县委则转由广州市委领导。市委和我接头的领导人是我熟悉的谢学筹同志。这一个时期里，我们工作变动频繁，学筹同志今天给我决定说，要我和何励同志调离从化；可到明天即行改为我和何励两人不能走，要我迅速打开从化南部的局面，同番禺、广州取得面的联结。我的位置也得从吕田迁到街口，以便和市委联系并互相照应。我们在广州市委领导联系的时间不长，但总是有过一段定期去广州向领导汇报工作情况和接受工作任务的。因此，有了点方便，看到国民党的日报报道各地饥荒的片片断断的消息，从中也嗅到内战风云弥漫的空气。我每次从广州回来，都会和何励同志对坐议论外面的形势的。可又找不到能给我开展自己所熟悉的武装斗争的根据。
一九四六年的八、九月间，黄柏同志派叶发仔同志来塘基背找到我（黄柏我不认识，发仔我熟悉）。发仔说：黄柏同志认为他的部队在增城派潭小径村住得久了，那里比较接近广州，武装活动不大适宜，而又是穷山村，从发展观点看，那里作为基点向外伸延出去是比较困难的，他们希望来从化扩展回旋活动的地区，同时也要搞点钱。黄柏同志是以兄弟关系来征求我的意见的。那时我一概都同意，并告诉他：我手上有一挺轻机枪、十多枝长短枪闲放着，可以取出来用。发仔本身就高兴地说：“那很好，我们那里都是用手枪，步枪机枪是没有的”。很快，黄柏同志就带着队伍来了。
好些岁月来，我习惯了和枪杆子同一起睡觉，自纵队北撤后，不但枪杆子要放下来，而且还要经常到大城市去，因此，觉得自己老是轻飘飘的，不踏实，生怕终有一日会漂到大海里去！这次见到黄柏同志，互相谈得很投机。各自认为“东山再起”的日子快来了。
我们商定两项军事行动：一是打马鞍山的邓中台反动官僚兼地主分子。一是破地派的官粮仓分给农民，一粒谷都不给国民党运走。这两项军事行动，我们谁也还未具备单独行动的条件，只能是共同合作。就从化地方党来说，火力是好的，有机枪有步枪，也有手枪，还能动员出一大批人来参加。但他们毕竟还是农民，在那个时候，是不敢公开露面的。派他们去做侦察，是能够很准确地侦察到所要的情况。比如：我们打马鞍山的反动官僚地主邓中台，在行动前，社会上对邓的态度是憎恨还是爱戴呢？必须弄清楚才能决定行动的；在行动时，对邓的生活规律怎么样？必须绝对摸准确，才不会扑空。这两项重要的情况都是马鞍山党支部书记巢泉清同志给我们弄清楚、摸准确的。又如破国民党龙门县地派粮仓有多少谷存放，看仓人有没有枪，当地群众赞成我们破仓还是不？是否能发动起群众去担？这些很基本的工作也都是我们塘基背的、三村洞的、连麻坝的、车埔的支部承担。那么，打突击、抓人，就只能是部队同志担负才行，因为他们心硬手不软，执行任务坚决彻底。
这两个军事行动的目的，我们是很一致的。一是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造成南方处处不安宁，北线日子更不好过。二是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为砸烂蒋介石王朝作准备。三是在革命实战中考验锻炼自己的骨干队伍。四是拔掉当地的土霸王，为建立基地铺平道路。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前后两次军事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动员群众的面是很宽的，群众得到利益是不小的，受到的教育也是深刻的。特别对我们地方党同志上了一堂政治的军事的大课。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一开始，这些地方党同志都成了各部门的骨干，以塘基背为中心的新、龙、从三角地带的边区成为根据地，成了向街口、广州前进的后方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间，黄庄平同志受香港分局任命，回到增城派潭小径村，召开原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辖属的留守武装小组领导人黄柏、王达宏、马达、丘松学、曾光、黄干、刘彪等同志及从化地方党陈江天参加的座谈会。庄平同志传达了分局准备小搞武装斗争的意见，并通知我调离从化，到曾光、黄干同志的武装小组去工作，建立以桂山为中心的龙、河、博边区根据地。四月间，罗光连同志、何欢同志来接手从化地方党的工作，我交待完工作，留下那刚生下六个月的婴儿在三村洞分岙陈彬同志家抚养，就和何励同志联袂快步返东江了。
